《2001:太空漫遊》與眾陰謀論者

上個拜二是庫柏力克導演的電影《2001:太空漫遊》上映五十週年。它是公認最有影響力的科幻電影,沒有之一;在電影業的短暫歷史上,它也是重要難以超越的里程碑。

但《2001》一開始不多人欣賞。雖然特效絢麗,整部電影動作和情節不多,很多畫面讓人無法理解。我大學時講師在課堂上播放《2001》,只見一群猿人又叫又喊跳來跳去了大約⋯⋯十五二十分鐘?某天猿人睡醒,發現附近立了一個神秘的黑色石碑。它們一開始害怕,然後好奇。但石碑沒變成很酷的變形金剛,也沒有外星人出現抓走猿人。我們甚至不知猿人發現石碑後石碑怎樣了,它一直消失到人類再次發現它嗎?導演不加解釋地插入了石碑的情節,在一部關於太空與先進科技的電影的開端,導演也不加解釋地插入了一段發生在遠古關於一群猿人的插曲。

我首次看《2001》時悶死了,寧願看《星球大戰》。N年後,我再次看《2001》,這次才幾乎驚艷。這時我先看了好幾部庫柏力克的電影,讀了很多針對他電影的「分析」。我過後拉著女友跟我一起看,不斷指出電影裡一些看似經過安排的小細節,希望她明白導演的用心(是的我是這麼讓人討厭)。電影接近尾聲時,我注意到主角睡著的床上方有一幅畫,不禁自問:那幅畫是什麼意思呢?女友有點不耐地說:不就是牆上一幅畫嘛,一定要有意思嗎?

她跟大名鼎鼎的電影評論家羅傑·伊伯特一樣,明白藝術不能過度分析。《2001》剛上映時,伊伯特是慧眼識珠的少數觀眾之一。

伊伯特在《石碑與其信息》(The Monolith and the Message)一文中寫道,《2001》是一部用科幻情節包裝的簡單寓言,這寓言講述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讓伊伯特不耐煩的是,很多觀眾看了《2001》後問題一大堆,問這細節象徵什麼那細節象徵什麼,拼命「分析」電影向觀眾暗示什麼驚天動地的秘密?可能因為庫柏力克的電影總是很多留白,它們總是能引起一大堆很誇張想像力豐富的陰謀論。(庫柏力克的另兩部電影《閃靈》和《大開眼戒》尤其常成為陰謀論者分析的對象;在近十年的電影中,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是另一部人們過度分析的主流電影。)

伊伯特說,石碑就是石碑,一定要象徵什麼嗎?就像情節中說的,石碑是外星智慧的產物,僅此而已。至於最後一幕那神秘的睡房呢?伊伯特不耐煩地問道,當詩歌裡提到一對情侶在樹下,沒人會問那棵樹是什麼意思。為什麼《2001》裡的睡房一定要有象徵意義呢?導演可能只是想來個讓人無法理喻的背景,所以就用了睡房。

伊伯特這則影評對我日後看電影有很大影響。除了庫柏力克,很多性格導演如塔爾科夫斯基(或王家衛?)拍戲都很靠直覺。塔爾科夫斯說過,他電影裡很多畫面都沒有意思,純粹是源自他的直覺,目的是意境。《2001》劇本的共同創作者克拉克也說過,「如果有人覺得完全弄懂了《2001》在講些什麼,那一定是我和庫柏力克做錯了什麼」。詩不能像偵探小說那樣來讀,水墨畫裡留白的空間不用填滿。

讓我換個話題。因為工作和興趣的關係,我這些年一直留意全球各種趨勢。我也喜歡看關於科學和歷史的書。我其中一大心得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很難配合,因為人與人有利益衝突,世上所有涉及人的事情都很笨拙。偉人和亂世奸雄是笨拙的,歷史是笨拙的,政治是笨拙的,國際關係是笨拙的,謊言是笨拙的,父權社會笨拙,民主國家笨拙,極權國家笨拙,特朗普笨拙,習近平笨拙,經濟專家笨拙,評論員笨拙,你老闆笨拙,我是笨拙的。沒有人看到全局,不管是整天在推測陰謀論的小市民還、掌控各種情報的CIA主管還是國家領袖。而且引述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話:治國者的使命是傾聽上帝在歷史上走過的腳步聲,趁祂經過時努力抓住祂上衣的下擺,跟祂一起前進。像父母把孩子培育成人時只是無知地走一步看一步,就算普汀金正恩習近平也是瞎子摸象,身不由己。

神奇的是,我們在沒有人清楚自己做什麼的情況下,有機地建構出了非常複雜龐大亂中有序的社會。沒有一棵樹看見森林的大局,但一萬棵樹自然成林。我逐漸了解到,世上沒有什麼特別高深的陰謀,越簡單越不複雜的解釋就越可能是真相。這不是說政府不會嘗試欺瞞我們,不是說政客不會阻止我們知道真相。但天衣無縫的騙局需要多方全面配合,任何再小的人為錯誤或個人叛變都足以讓整個陰謀破滅。當有人說,全部專家都是騙人的,你就要想想,為什麼每個專家都願意附和謊言呢?人有自主意識,凡事涉及人就有不確定因素。這不是說各種惡法不會打擊言論自由,不是說我們不需要爭取知道真相的權力,但紙總有包不住火的一天。

為什麼我們喜歡流行事物?

我每天擠點時間出來看電子書,週末偶爾看戲聽歌。時間不多,為了好好利用時間,通常只選熱門評價又好的作品。

這只是我啦。但相信你也同意人生不長,消費選擇太多。

今天發行內容的門檻給互聯網拉低了。阿貓阿狗都可以在網上直播彈吉他,可以寫意見放臉書,賣電子書,拍戲放上網賺廣告錢。這些人很多濫竽充數,但有些有實力才華。他們今天有機會跳過經紀公司、製片公司和出版社,直接把作品呈現在知音的手機螢幕上。

從大眾品味的角度來看,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有人講,經紀公司製片公司出版社那些負責把關,確保市面上內容有起碼的水準。沒了門檻,市面就充斥垃圾作品,大眾的整體品味就會墮落。

也有人講,商家需要投資大筆資金來宣傳和發行作品,所以不太冒險。他們篩選標準保守,甚至努力迎合主流市場庸俗的口味。流行通常不因為內涵,只是商家肯花錢包裝。

根據第二種講法,互聯網改變了一切。今天我們都可以自己來上網發行作品,慧眼識珠的消費者可以發掘非主流但有內涵的創作,市場口味因此變得多元。

更有人講,互聯網讓我們可以接觸有水準的作品,提升整個市場的品味。

一個少年如果只接觸同學聽的音樂電影,那他可能聽賈斯丁·比伯的歌,看的電影是《變形金剛》第N集。現在不同了。他可以在Spotify發現李安納·柯翰的音樂,下載史柯西斯的電影來看。中國一個移民工可以用廉價手機讀《哈姆雷特》,以前只有菁英讀這些文學。今天,任何作品都可能在地球另一端某個角落找到知音。

口味因人而異,很多人選擇再多也還是最愛好萊塢大片。非主流作品或許終究只有小眾欣賞。但小眾市場也有需求。現在他們能輕易滿足自己有別於眾的口味,這是好事吧。

所以市場的品味庸俗了嗎?還是小眾取代了流行,人人在發掘有意思但不多人知道的作品?

也許兩邊看法都不完全對。

今年二月《經濟學人》雜誌的特別報告說,科技沒有讓市場口味多元,它反而促進流行者通吃的局面。當所有作品都有機會找到消費者,在無限的選擇前,消費者找到小眾作品的機率反而更渺茫。今天我們都是臉書上別人分享什麼就看什麼,《江南style》就是這樣一傳十十傳百紅了起來,但同時有成千上萬部影片因為沒人分享就沒更多人看到。

《熱點製造者》的作者德里克·普森(Derek Thompson)就說,越流行就越多人想看。《經濟學人》舉例,2016年全球發佈的幾千部電影裡,票房最高的五部都來自迪斯尼影業,包括迪斯尼旗下的Pixar、Marvel和拍《星球大戰》的盧卡斯影業。迪斯尼過去一年發布了13部戲,佔全球電影收入五分一。由此可見大眾口味沒有因為選擇多了而變得多元,大家都看同幾部戲,而且都是面向主流市場的大製作。

為什麼這樣?我們時間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知道每一部戲。只有熱門內容能爭取到我們浮躁的注意力。如果看了很爛的大片,至少可以跟朋友討論戲有多爛。如果看了不好看又沒人聽過的獨立電影,就真是浪費時間了啊。

我覺得從品味或口味角度來詮釋大眾喜好的人,也許不懂人們的選擇有時不只因為口味庸俗或有內涵。人們也追求大家看同一部戲唱同一首歌的共同體驗。就算是愛非主流作品的人,也會找氣味相投的圈子互相取暖,對吧。

所以在聽歌不花錢的年代,開演唱會反而很賺錢。歌用手機可以播,但在現場就是不同。我們掏出幾百甚至上千塊血汗錢排隊搶票,不只為親眼目睹偶像風采,也為了和成千上萬名粉絲站在一起。也因為這樣在YouTube和Netflix的年代,電視台最後的堡壘是體育頻道,這全靠直播版權。YouTube還不能帶來跟千萬名球迷同步歡呼同步沮喪的體驗,在嘛嘛檔看球跟在電腦前看就是不一樣呀。

回到大眾品味的話題。今天多數人只看流行電影聽流行歌看熱門書,當紅者佔市場大部分收入。但市場這塊餅也在變大,非主流亦能靠小眾生存。他們有時甚至走紅,把邊緣口味帶進主流市場。

例如說韓流,經紀公司如SM和YG花大筆錢培訓從頭到腳符合主流口味的藝人。但他們沒想到,首個紅遍東西的韓國藝人竟是音樂在韓國屢遭禁播的PSY大叔。市場口味無法預料,一味迎合主流就只能處於被動。非凡的人和作品反而有機會引起大家注意,甚至改變流行的面貌。

美好的那些年

大家都想念那些年。

最近Ola Bola很紅。老實說我還沒看,但很難不感受到它引起的共鳴。聽說,電影以八十年代為背景,以球賽為題材,呈現一幅大馬各個種族異中求同的風貌。朋友覺得,故事讓人熱血沸騰,和現在的政治現實很不同。於是他們都很感傷:不知幾時開始,一切都沒有電影中那麼美好了。

我不知這部電影拍得好不好。但我認同N說的,這時搬出那樣的題材,滿足了大馬人此時此刻的期望和需求。我們都心灰意冷,需要正能量。而且不管從政府或民間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題材都十分政治正確。

今天,我國社會裂痕越來越明顯。華人的本土意識逐漸抬頭,馬來人的民族認同卻越來越靠攏伊斯蘭教。但同時,不論官方或民間普遍認可的論述都宣稱:大馬人是團結的,是有心人操弄種族情緒。彷彿暗示:打敗了有心人(不管是執政黨、在野黨或某些「不知足」的華人)就可以回到美好的那些年。

但那些年真的那麼美好嗎?

懷舊是人類的通病。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莫爾維基說:「記憶像唱片店,新歌不管好壞都要賣,但只保留最經典的老歌。我們總是相信過去要比當下好⋯⋯但不論是生活或工作,過去很多做法都可以改進。」何況,我們很少注意到漸進而無形的進步,或覺得是理所當然。唯一能清楚感覺到的,恐怕只有此時此刻讓老子不爽的事情。這種認知偏誤常常影響我們對政治的看法,你看各國領袖在任期內和下台後的評價差別,再看看「讓美國再次強大」這類政治口號,就明白我在說什麼了。

大馬人會不會也是那樣?我最近讀到後中年大叔Stevie Chan的推文,他說:大馬人那些年從來都不是那麼和諧。以前馬來人比較會忍氣吞聲,但種族關係一直都很緊張。

Stevie Chan承認,我們確實在倒退。現在種族歧視更加制度化,而且偏幫土著。但他說,那些年民間一樣充滿著歧視,而且對象是馬來人。(就算是今天,私人企業對馬來人的歧視依然讓很多馬來人不滿。不是說華人沒受害,但我們需要多聆聽同胞的立場和感受,除非我們想孤軍作戰。)

我沒經歷過那些年,不知道應該贊成還是反對他的感想。我聽長輩說,那時種族關係大致上比現在好。至少那時很多事情沒那麼敏感。

但我在中學課本上讀到,馬來人40年代反對馬來亞聯邦,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華人等移民輕易得到公民權。中學課本也提到,60年代發生過不愉快的種族事件。不管真相是怎樣,如果那時大家互相信任,情況應該會很不同。80年代呢?個人經驗是,很多經歷過80年代的華人長輩覺得馬來人好吃懶做,馬來長輩覺得華人貪財和不誠實。這些看法是最近才有的嗎?還是只有少數人那麼覺得?

大馬一直都有種族政治,不過種族之間也一直缺乏信任、交流和互相瞭解。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就算是在據稱種族關係每況愈下的今天,我們年輕一代依然能講一堆種族和諧的故事。叔叔阿姨有馬來和印度朋友,我們也有馬來和印度朋友,很多馬來人也不介意我們在旁邊吃燒豬肉飯。不管什麼時代都有保守的人、開放的人的偏激的人,看你遇到誰而已。

不過,我承認我們在退步。我們政治上越走越偏,一些政客已經不在乎非土著選民的立場,把我們當成政治議題的代罪羔羊。如果好像Stevie Chan講的,那些年種族之間的猜疑主要停留在草根,那今天它成了國家體制的一部分。

這都是真的,這很讓人擔心。我們需要反抗種族政治。但大家不要把過去想得太單純美好,把今天的全部都歸咎於政治,以為改朝換代就可以回到美好的那些年。在改善政治環境的同時,我們需要正視族群之間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缺少交流,不然再努力都是都治標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