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愛裝腔作勢

彭博終端機(Bloomberg Terminal)設計很爛。它有難用的鍵盤,有兩個屏幕,介面是黑色背景上一大堆密密麻麻刺眼的彩色文字,對使用者很不友善。它的使用手冊有整整86頁。難怪很多設計師試過重新設計,讓它簡單整齊好用。

問題是,彭博不打算重新設計終端機。難用的設計本身就是主要賣點。

《UX雜誌》寫道,彭博終端機的使用者不接受任何把終端機變簡單的建議。這些使用者都從事金融業務,對他們來說,他們用的東西必須看起來專業,看起來越複雜越pro越好。用它是身分象徵,證明你是金融專家,只有專家會用這難用的東西。門外漢看到才會覺得,這金融的東西只有專家懂,我們普通人不會明白。

這現象到處有。每一門手藝都有人迷信器材。當科技發展讓工具越來越容易用而且便宜,拉低入行門檻,他們就覺得新科技是業餘者的玩具,覺得行業給小屁孩搞俗了,覺得要用又難用又貴的舊器材才專業,覺得複雜比簡單專業手動比自動專業。殺牛要用牛刀,但空有器材沒有技術經驗才華就只是裝腔作勢。

裝腔作勢不只靠器材。例如在一般企業,人人開口閉口是什麼藍海戰術脫框思考接觸目標消費者掌握大數據以人為本。這些術語都可以用人話來講。很多頭頭是道的專業人士,大道理省去術語就是人人懂的常理。

記者也常染上術語的癮。寫新聞要快,所以記者慣用陳腔濫調的新聞公式,用最少時間消化資訊寫成新聞。結果我們每次讀新聞都好像哪裡讀過,來來去去是歷史性選舉壓倒性地標性勝利突破性科技政權打壓少數群體少年一氣之下砍死老婆婆死者身前很善良成就非凡一封信感動萬名網民,只換數字和名字。

又或者說寫評論文章吧。我們開始寫文章時難免裝腔作勢,模仿別人文章,讓自己寫的似模似樣。例如我注意到很多受中國媒體「影響」的新作者愛「濫用」引號,而且用得「莫名其妙」,彷彿用多一些引號就有「專業評論」的「模樣」。拜託,我們不是寫作文。言之有物文法不會錯到離譜就好。我知道自己也常犯上濫用術語的毛病,大家共勉之。

在商界和媒體外,特別是在科學醫學這些依賴專業知識的領域,術語有它的作用。很多概念圈內人才能意會,只能用術語講,不是幾個字就讓門外漢聽懂。但據說是愛因斯坦講過,如果你不能向六歲小孩解釋一個概念,那你也不明白。再複雜都應該用簡單的語文跟門外漢說明,雖然你可能花很多口水讓對方理解夠全面。

語文是用來溝通,如果我們在行外人前用術語又不多加解釋,就是混淆視聽了。有時是因為不自覺,卻彷彿暗示:你聽不懂我講什麼的啦,你這麼笨,乖乖給錢我幫你搞定一切吧。

我想起關於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的紀錄片《監守自盜》,裡有句話:造成金融危機的他們會告訴我們,他們管理的事情複雜到我們無法理解,所以我們會繼續需要他們。

難怪近年歐美國家的政治一個主要旋律是,人們越來越不信專家,覺得專家都騙人。《監守自盜》裡說,金融機構房產保險公司都玩數字遊戲,把人們的血汗錢拿去做高風險投資,也收買專家來混淆視聽。在這背景下,特朗普代表的民粹政客上位,除了種族等因素,最主要是人們覺得他們接地氣,「跟我一樣沒讀過什麼書的樣子」。特朗普滿口胡言,但人們反而覺得親切。會罵髒話的人怎可能騙人呢?

與此同時在世界另一端,中國新加坡等國家走反方向,政府官員都是專家工程師知識分子。人民相信政府做什麼都有道理。以前毛澤東也像特朗普一樣不聽專家只信自己,搞了個大躍進害死逾千萬人。鄧小平以來,中共從不信任菁英、令知青下鄉的黨轉型成信奉專家治國的技術官僚。

技術官僚也有弊端。人民沒有知識,不知政府的決定是為人民好還是為溫飽私囊。政府為了維持政府全能的假象,為了掩飾某決定不是為人民好是某人吃錢了,會控制資訊確保人們無知。當外人過問,只講堆不是人講的話。什麼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黨管幹部與擴大民主的有機統一,你聽不懂啊,很好,來跟我一起念多幾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好,多朗朗上口。

因為知識不足,中國人相信只有政府和專家能做好決定,人們順從就好。美國人沒長多少知識,卻以為自己比有幾十年經驗的專家更專家。雖然如此,如果我們覺得不需要專家,生病不看醫生吧。出門抓個路人問他要吃什麼草藥。我們設計不出一架火箭,做不出一張沙發,醫不好癌症病人。那不是我們的專長,除非我們是工程師木匠醫生。

很多專業人士利用我們對某些領域的無知。但如果付之於無知,說天下沒有真的知識和真相,說地球是不是圍著太陽轉也是一群人說了算而已,那就做一輩子井底之蛙吧。「我昨天遇見天使」是我信口胡說,但你就算懷疑也證明不了我騙你。「輪子圓的能滾方的不能」則不是有人亂講,是人人可以親手驗證的真理。這是科學與迷信的差別所在。有人會說輪子用黃金來做滾得比較順,他可能在騙人。但輪子用黃金來做是不是滾得比較順可以親手驗證,驗證了那答案就是知識。只有擁有知識,才能對抗想利用我們無知的人。

民調、美國媒體與政治正確

眾所周知,美國主流媒體嚴重低估了特朗普勝選的可能。

大選前,所有有公信力的民調都認為希拉里多數勝出,特朗普很難贏。這明顯錯了,選舉結果出爐後一些人因此覺得,是主流媒體扭曲民調數據,以助長希拉里的選情。

為什麼會出現那樣的情況?難道真的好像一些陰謀論者講的,民主黨是這些媒體的幕後金主?

其實除了陰謀論,有更簡單的理由能解釋民調和選舉結果之間的矛盾。第一個理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本來就不信任體制,包括被視為體制幫兇的主流媒體。所以,很多特朗普支持者不肯回答主流媒體的民調,「反正都是騙人的」。

第二個理由是所謂「布萊德利效應」。布萊德利效應認為,一些人在接受民意調查時基於政治正確立場會自欺欺人、不承認自己的歧視傾向,所以講自己會支持那個他們內心歧視的候選人,真的投票時卻按照真實感受去投。

其實布萊德利效應已經被討論很多年,不是這次大選才有。80年代很多黑人候選人都遇到這種現象。例如1982年黑人布拉德利參選加州州長,民調大幅領先白人對手,但最後輸了。有點像希拉里的遭遇,對吧?《蘋果橘子經濟學》一書中就有寫到,1989年,3K黨和美國納粹黨的前領袖杜克(David Duke)競選路易斯安那州長,雖然最終輸掉,卻贏得了55%的白人選票,比民調高出一兩成。雖然民調是匿名回答,但人們還是會避免在一個陌生人前講自己支持一個種族主義者(民調一般是通過打電話來進行)。這有如我們在公開場合會注意自己的行為,雖然周圍的人都是陌生人。

特朗普競選時一直講歧視其他種族、宗教和女性的話,因此如果一個人公開講自己支持特朗普,很容易被周圍的人嘲笑、鄙視或孤立。所以他們民調裡選擇自欺欺人,儘量做個公平的裁判。可是當真的投票時,他們卻會根據自己的真實感受去投。這是很有意思的人之常情。

當然,特朗普何以出乎大家意料地當選,相信不是一兩個原因可以全面解釋。但身為前媒體人,我覺得沒必要用陰謀論來解釋這次民調失靈。的確,美國媒體很多有財團支持,這些財團有些選擇支持政策比較可以預測、對自由貿易無太大敵意的希拉里,可是也有很多支持承諾向富人和企業減稅的特朗普,例如在緊要關頭轉向支持特朗普的媒體大亨梅澤。特朗普當選後美國股市大漲至今,凸顯了美國企業和華爾街大鱷對特朗普的普遍歡迎。

按照「美國媒體不過是幫幕後金主宣傳」的說法,美國媒體應該普遍傾向保守、支持親商的共和黨才對。但美國自由派壟斷了主流媒體,並通過這些媒體大力提倡左派的「政治正確」思想,是很多美國人厭煩體制、選擇特朗普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他們難免覺得,媒體不過是民主黨的宣傳武器。這種懷疑並不是沒有漏洞,例如美國受歡迎的福斯新聞頻道就有著堅定的保守派立場,而且民主黨是八年前才開始掌權,當初人們也是因為厭倦了體制才選出了個奧巴馬。

其實很多美國人對「政治正確」反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政治正確是什麼意思?它意味著你講話時需要符合某種主流的、符合當下政治情況的標準,不能違背被認定為「正確」的立場。例如在大馬不能說歧視其他族群的話,要強調種族和諧、支持李宗偉,不可以拿人家宗教開刀。在中國則是必須符合中南海的維穩目標,對台灣、日本侵華、釣魚島這類課題的立場必須符合官方立場,必須假裝六四不曾發生。美國人的政治正確則是要注意用詞,不要講歧視其他種族、宗教、同性戀或女性的話。

政治正確是一個很廣義的形容詞,一個「政治不正確」的人在不同地方後果很不一樣。在一些國家,我們說了不該說的話可以成為某些群體的暴力目標,或者遭當局審查、逮捕或噤聲。相比下,在美國講了政治上不正確的話或許會給人罵,有些情況下或許會影響工作或仕途,但那跟在很多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相比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在任何地方講不得體的話,人們都會覺得你沒禮貌,就算你說的話有重點。美國式的政治正確說白了是一種過火了的禮貌,這種禮貌讓人很難認真討論一些事情。假設我相信某宗教的信徒是暴力的,雖然那個看法或許有問題,但你並非以理據化解我的歧視,而是阻止我發言,那我當然會不爽。難怪很多美國保守派覺得城市菁英提倡的那一套政治正確是為了阻止他們講出「真相」。

我可以理解保守派對政治正確的不滿。但每一個群體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正確,而保守派推崇的那一套政治正確影響也很深遠。例如冷戰以來美國總統每次致詞後都不得不加一句充滿宗教意味的「上帝保佑美利堅共和國」,例如保守派口中的「家庭價值」,例如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掛鉤,例如「勤勞的美國百姓」(hard-working Americans)或者「普通美國人」(regular Americans)是指鄉下的保守派白人,例如減富人稅就等於親商,例如把自由派標籤成社會主義份子,例如反墮胎被稱為pro-life,例如來自中東的小吃被銷售成「地中海風味」等。

美國畢竟是個保守的國家,美國媒體的自由派「政治正確」傾向其實有違整個國情。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原因很簡單:政治正確是直接延伸自專業媒體人的責任和價值觀。

怎麼說呢?一般人講話時都不會太注意用詞,不會思考自己的言論是否會冒犯少數群體。是的,我們不會拿肥佬的身材和女人的歲數開刀,但那是因為我們不想得罪人。媒體人卻有很大責任,他們用詞謹慎不是為了避免得罪人,而是因為用詞和報道方式會影響大眾對一件事情的看法。

例如,如果一個人因為感情糾紛殺死另一個人,我們會避免提及他的種族或宗教。因為那不僅不相關,而且還會讓人產生錯覺,以為那個人的暴力行為和宗教或種族有關。為了盡量中立客觀,我們會謹慎用詞。而現在媒體人常兼職當評論員,她評論社會議題時,難免會把媒體人篤信的那一套「政治正確」價值觀灌輸給民眾,例如叫人們不要用有歧視意味的字眼。

問題是在媒體的圈子外,一般人都是怎樣覺得就怎樣講,他們不喜歡有人對他們的言行指指點點。物極則反,自由派對政治正確的堅持最終讓人們反感,讓他們選出了個滿口歧視言論的特朗普來。人們把敢言看成一種美德,覺得一個人敢得罪人就代表他做事情有擔當有魄力,覺得那些講話注意用詞的人一定是處處巴結人的哈巴狗。

這種看法有問題,畢竟一個人敢怒敢言敢擔當還不夠,他還必須考慮到自己的言行對弱勢者會帶來什麼傷害。一個好的領導人不會只照顧到自身名聲和支持者的福利。而且,說話態度無關充實的內容,我就常見有人論點明明很平庸很沒新意很討好同溫層,卻要講到自己很敢言很政治不正確的樣子。與此同時,世界上依然有很多人在用很溫和很禮貌的言語來傳達各種不討好人但有必要的觀點,她們志在影響社會和建立橋樑,而不是挑釁和挑撥離間。身為一個想影響更多人向善的平凡人,我相信不論是報道新聞還是講話,都應該是這樣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