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他們

憑著處女作《訪·嚇》(Get Out)一鳴驚人後,喬登·皮爾的第二部電影《我們》(Us)最近在電影院上映,你可以把它當不錯的驚悚片來看,但它也毫不留情地批判社會,是部很多話要說的電影。我不懂影評,今天只藉這部電影發表一些個人詮釋和感想。

不想看到劇透內容的請止步!


《我們》的劇情臨近尾聲來了個大轉折,女主角阿得萊德殺死長得跟她一樣的複製人「紅」後,回憶起自己黑暗的過去。原來在地面上過著富足生活的阿得萊德才是複製人,她小時為了逃脫暗無天日的地底,把真正的阿得萊德(也就是後來的「紅」)擄走困在地下,自己則逃到地面代替了本來的阿德萊德,上學結婚生子。「紅」則過著怪物一樣的生活,心懷怨恨,最終領導複製人起義,殺死地面上所有的美國人,謀殺正身、奪取地位。

這是個沒有英雄沒有好人的故事,是一部關於我們的電影。阿德萊德固然罪孽深重,但紅也一樣心狠手辣。說到底,她們都只想過上幸福的日子,但在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若不犧牲他人的生活,似乎就不能有幸福。我們的平淡小日子和偉大夢想,不也是因為有人為了五斗米為我們做各種髒累險的工作,才有可能實現的嗎?他們比我們辛勞,卻不大可能過上舒適的日子,而我們之間唯一的差別,往往只是出生環境。我們怎麼能說服自己我值得擁有的一切,並覺得這樣的情況理所當然?

我們身邊一直存在兩個平行世界。猶記2015年我在《第二個大馬》中寫道,

大馬法律不承認難民的地位,讓我們可以更加無愧、無情地剝削他們。我們選擇讓海上的偷渡船自生自滅,以安撫本地人對越來越多外勞湧入的不安,暗地裡卻容許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被轉賣、拐帶到大馬,在油棕園、電子廠、建築工地等看不到的地方過著非人生活,任業主剝削;他們是隱形的,消失了也沒有人知道,因為會有更多個他們前來,面臨同樣的遭遇。

這第二個大馬人口約400至500萬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名字,背後都有令人心酸的故事。我們是時候面對良心,承認她的存在了。

地上的人過著幸福的日子,地下的複製人遭到遺忘。他們有跟我們同樣的靈魂,卻過著徹底不同的生活。複製人舉止詭異,只能發出野獸一樣的聲音,讓觀眾不禁懷疑:它們是人嗎?它們有靈魂嗎?它們像我們一樣思考嗎?它們只會殺人跟手牽手嗎?它們顯然是異類,是敵人,他們跟我們不同!

你們是誰?阿德萊德問紅。紅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是美國人。

我不否認當我看到外勞的言行舉止時,覺得他們陌生跟我們不一樣,甚至不禁鄙視他們缺乏公民意識,如上巴士時推撞其他乘客、隨地吐痰、不尊重女性。但我又必須提醒自己,他們不像我有機會上學,對他們來說文明是種奢侈品,在一個殘酷而無情的世界裡,他們只能思考如何生存。當初我們華人的祖先被賣豬仔南洋時,不也都是粗俗的外勞?我不禁想像,當孟加拉移民開始富裕,會不會也在我國搞泰戈爾文化節,建孟加拉小學,宣揚孟加拉傳統文化?如果有機會受良好教育,他們也可以言行文雅,也可以是詩人、工程師、商人、醫生、政治人物。

It’s us。他們是我們。當我們知道聰明又充滿愛心的阿德萊德是複製人,我們才醒覺:那些像活得像動物一樣的複製人,跟我們沒差。他們也可以過快樂充實的生活,如果出生在我們成長的環境。而紅證明了,我們如果過著跟他們一樣淒慘的生活,我們也會變成野獸。

親愛的讀者,你我可以富足,因為我們把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犧牲上;多虧有女傭,讓職業女性可以勇敢追夢,《大西洋月刊》幾天前如此報道。上個月,《星報》提醒我們,去年每天都有一名尼泊爾外勞死於大馬。的確,社會一直都會需要有人幫我們倒垃圾建房子做沒人要做的工作,不可能人人都做白領。每個人工作能力也不同,雖然我認為一個月薪百萬的總裁不比一個建築工人勤勞和能幹幾千倍,不應該有如此誇張的收入差別。我們甚至未必能實現機會平等,未必能讓每個勤勞又有才華的人都能出人頭地。但如果做不到公平,我們至少要有公義。要讓窮人不至於看個病就被迫負上沈重債務,讓他們在遇上挫折後有機會回到社會工作,讓他們受到跟我們同等的法律待遇,讓他們不至於被社會無視和遺忘。他們不過是想要有尊嚴地活下去。

《2001:太空漫遊》與眾陰謀論者

上個拜二是庫柏力克導演的電影《2001:太空漫遊》上映五十週年。它是公認最有影響力的科幻電影,沒有之一;在電影業的短暫歷史上,它也是重要難以超越的里程碑。

但《2001》一開始不多人欣賞。雖然特效絢麗,整部電影動作和情節不多,很多畫面讓人無法理解。我大學時講師在課堂上播放《2001》,只見一群猿人又叫又喊跳來跳去了大約⋯⋯十五二十分鐘?某天猿人睡醒,發現附近立了一個神秘的黑色石碑。它們一開始害怕,然後好奇。但石碑沒變成很酷的變形金剛,也沒有外星人出現抓走猿人。我們甚至不知猿人發現石碑後石碑怎樣了,它一直消失到人類再次發現它嗎?導演不加解釋地插入了石碑的情節,在一部關於太空與先進科技的電影的開端,導演也不加解釋地插入了一段發生在遠古關於一群猿人的插曲。

我首次看《2001》時悶死了,寧願看《星球大戰》。N年後,我再次看《2001》,這次才幾乎驚艷。這時我先看了好幾部庫柏力克的電影,讀了很多針對他電影的「分析」。我過後拉著女友跟我一起看,不斷指出電影裡一些看似經過安排的小細節,希望她明白導演的用心(是的我是這麼讓人討厭)。電影接近尾聲時,我注意到主角睡著的床上方有一幅畫,不禁自問:那幅畫是什麼意思呢?女友有點不耐地說:不就是牆上一幅畫嘛,一定要有意思嗎?

她跟大名鼎鼎的電影評論家羅傑·伊伯特一樣,明白藝術不能過度分析。《2001》剛上映時,伊伯特是慧眼識珠的少數觀眾之一。

伊伯特在《石碑與其信息》(The Monolith and the Message)一文中寫道,《2001》是一部用科幻情節包裝的簡單寓言,這寓言講述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讓伊伯特不耐煩的是,很多觀眾看了《2001》後問題一大堆,問這細節象徵什麼那細節象徵什麼,拼命「分析」電影向觀眾暗示什麼驚天動地的秘密?可能因為庫柏力克的電影總是很多留白,它們總是能引起一大堆很誇張想像力豐富的陰謀論。(庫柏力克的另兩部電影《閃靈》和《大開眼戒》尤其常成為陰謀論者分析的對象;在近十年的電影中,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是另一部人們過度分析的主流電影。)

伊伯特說,石碑就是石碑,一定要象徵什麼嗎?就像情節中說的,石碑是外星智慧的產物,僅此而已。至於最後一幕那神秘的睡房呢?伊伯特不耐煩地問道,當詩歌裡提到一對情侶在樹下,沒人會問那棵樹是什麼意思。為什麼《2001》裡的睡房一定要有象徵意義呢?導演可能只是想來個讓人無法理喻的背景,所以就用了睡房。

伊伯特這則影評對我日後看電影有很大影響。除了庫柏力克,很多性格導演如塔爾科夫斯基(或王家衛?)拍戲都很靠直覺。塔爾科夫斯說過,他電影裡很多畫面都沒有意思,純粹是源自他的直覺,目的是意境。《2001》劇本的共同創作者克拉克也說過,「如果有人覺得完全弄懂了《2001》在講些什麼,那一定是我和庫柏力克做錯了什麼」。詩不能像偵探小說那樣來讀,水墨畫裡留白的空間不用填滿。

讓我換個話題。因為工作和興趣的關係,我這些年一直留意全球各種趨勢。我也喜歡看關於科學和歷史的書。我其中一大心得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很難配合,因為人與人有利益衝突,世上所有涉及人的事情都很笨拙。偉人和亂世奸雄是笨拙的,歷史是笨拙的,政治是笨拙的,國際關係是笨拙的,謊言是笨拙的,父權社會笨拙,民主國家笨拙,極權國家笨拙,特朗普笨拙,習近平笨拙,經濟專家笨拙,評論員笨拙,你老闆笨拙,我是笨拙的。沒有人看到全局,不管是整天在推測陰謀論的小市民還、掌控各種情報的CIA主管還是國家領袖。而且引述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話:治國者的使命是傾聽上帝在歷史上走過的腳步聲,趁祂經過時努力抓住祂上衣的下擺,跟祂一起前進。像父母把孩子培育成人時只是無知地走一步看一步,就算普汀金正恩習近平也是瞎子摸象,身不由己。

神奇的是,我們在沒有人清楚自己做什麼的情況下,有機地建構出了非常複雜龐大亂中有序的社會。沒有一棵樹看見森林的大局,但一萬棵樹自然成林。我逐漸了解到,世上沒有什麼特別高深的陰謀,越簡單越不複雜的解釋就越可能是真相。這不是說政府不會嘗試欺瞞我們,不是說政客不會阻止我們知道真相。但天衣無縫的騙局需要多方全面配合,任何再小的人為錯誤或個人叛變都足以讓整個陰謀破滅。當有人說,全部專家都是騙人的,你就要想想,為什麼每個專家都願意附和謊言呢?人有自主意識,凡事涉及人就有不確定因素。這不是說各種惡法不會打擊言論自由,不是說我們不需要爭取知道真相的權力,但紙總有包不住火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