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工於心計的女人

美國總統選舉日子不遠了。很多美國人支持特朗普,但堅決反對他的人更多。對很多反對者來說,希拉里是唯一選擇,就算他們可能很討厭她。

美國一些媒體宣稱,特朗普是美國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則是美國史上第二不受歡迎的總統候選人。八月民調顯示,59%的美國人討厭希拉里,和討厭特朗普的人(60%)幾乎一樣多。就算希拉里最後贏了,很多人還是會對她有意見,她在檯上若略有失誤,也會引起特別多批評。為什麼希拉里的民望會淪落到這個地步?

確實,希拉里很多地方讓人不安。她是個老道政客,在特朗普和桑德斯這些「局外人」面前,她全身彷彿散發著體制的銅臭味。她在很多課題如TPPA上的立場搖擺不定,見風轉舵。她和丈夫的克林頓基金會恐怕引起利益衝突,雖然克林頓家族承諾,一旦希拉里勝選將與基金會脫離關係。身為前國務卿,她和很多共和黨人一樣是外交鷹派,這讓厭倦了戰爭的美國人十分反感。

但選民對她最主要的負面觀感,卻是「不誠懇」和「不誠實」這些性格特徵。他們說,她一舉一動都顯得造作,不笑時很冷漠,笑起來則顯得虛假。加上希拉里近乎偏執地隱瞞各種細節,包括使用私人電郵服務器、在班加西攻擊事件後企圖將事情淡化,也讓人覺得她是個不老實的人。

但不老實又怎樣?如《華盛頓郵報》記者華德曼(Paul Waldman)所指,總統選舉本身不就是一場演出嗎?每一個候選人都試圖向選民呈現自己最好的一面。每個人本來就有用於不同場合的各種面具,政治人物更是如此。華德曼一針見血地說:一個「誠懇」的總統是否就比較明智、有原則、有遠見或清廉?人們要選的是國家總統,不是最優秀的演員,不對嗎?

希拉里雖然給人不誠實的印象,但她沒有像特朗普那樣一再無視真相、公開撒謊。特朗普不只拒絕公開稅單(並在總統候選人辯論中暗示自己曾逃稅),還因爲涉嫌商業欺詐而被眾人告上法庭、通過慈善資金會撈取經濟和政治資本、沒有向承包商支付足夠報酬。他在競選期間更是謊話連連,包括宣稱自己一直以來都反對伊拉克戰爭、宣稱全球暖化是中國一手策劃的陰謀等等。可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和《華爾街日報》9月聯合民調顯示,覺得特朗普不誠實的民眾只有59%,卻有69%民眾覺得希拉里不誠實。

或許因為特朗普以敢怒敢言形象示人,他謊話連篇都還可以給人誠懇的感覺。至於希拉里,她對一些課題的立場或許是見風轉舵,可是她肯承認自己改變立場。我們應該害怕那些知錯還要走下去的政客,他們不是「有原則」而是頑固,這會帶來文革規模的災難(因為毛澤東就是個例子)。和希拉里見風轉舵相比,特朗普乾脆否定自己過去講過的話,雖然媒體有紀錄他那些言論。跟立場說改就改的政客相比,這才是真的沒有原則。

說白了,這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人們用來衡量希拉里的尺,比衡量任何一個男性總統候選人(包括特朗普、桑德斯、奧巴馬和她的丈夫)的都要嚴格。大部分人並不在乎一個男性總統的微笑是否誠懇,因為男性總統就算天天苦瓜臉,人們也會覺得他是心繫國家大事。如果男總統不拘言笑、態度冷漠,人們會覺得他自制力強,是理性的決策者。如果他手段無情、外交上充滿侵略性,人們會覺得他是個強硬可靠的領袖。

希拉里一開始就處於劣勢。特朗普和桑德斯等人可以顯得憤怒,可以盡情發洩感情,群眾會隨之起舞。可是希拉里是女人。如果她顯得生氣,人們會說她發脾氣,說她情緒不穩定。如果她流露母性的一面,人們會說她利用女性身分博同情。如果她面無表情,人們會說她城府很深,是可怕的女人。上一陣子她咳嗽和摔倒,結果被媒體大做文章,說她嘗試隱瞞病情,說她年紀大了身體虛弱,不該當總統。人們似乎忘了特朗普比希拉里大兩歲,而且女人一般比男人長壽。

如《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所說,希拉里言行謹慎,立場處處反映民主黨主流價值,有幾十年參政經驗。除了性別,她和一般主流政客大同小異,不該如此受爭議。相比特朗普完全不適合當總統,希拉里的不夠透明是小問題。可是,選民卻把她這點看得很嚴重。不管她做什麼,人們都會說她是野心膨脹、為權無所不為的女人——但男人有野心不僅不是問題,甚至會顯得有魅力。

歷史上,那些有進取心的女人都面對著「貪權圖利」「冷酷無情」「工於心計」等負面評價。武則天是出名的例子,她把大唐推向盛世巔峰,是個傑出的皇帝。中國三百五十帝只有她一個是女人,若非唐朝是多元社會,受到鮮卑族母系社會文化的影響,她恐怕也不會有這個機會。然而中國漢族的父權文化紮根到底比較深,她不得不使用各種手段捍衛自己的權力,最終還是被迫退位給男人。

書寫歷史的人評價武則天時都不太留情,說她為權而殺死至親,雙手沾血。但唐太宗李世民也殺死了親身兄弟、強迫父親退位,人們對他的評價卻十分正面,說他是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沒人說李世民貪權圖利、冷酷無情、工於心計,因為他是男人。中國歷史上對親人殘酷無情的男皇帝多得是,為何只有武則天、呂后和慈禧太后這些女子成為人們的譴責對象?為何人們說她們貪權,卻覺得男皇帝用各種惡毒手段上位是理所當然?

就因為她們少了某個器官嘛。

當然,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雖然全球女性領導人還是不多,但我們已經有撒切爾、默克爾這些傑出的女性國家領袖,她們證明了女人不只可以帶領國家,而且可以做得比很多男性領袖更好。

跟歐洲、澳洲甚至一些亞洲國家相比,美國在這方面超級落後,1789年至今四十多個總統沒有一個是女人。其實就算希拉里當選,美國和全球在爭取兩性平等的路上還會有很遠的路要走。奧巴馬當選總統後,美國很多白人覺得既然黑人等少數群體「已經」得到平等待遇,他們就無需再壓抑自己潛意識裡的歧視。於是,他們比以前更傾向於把社會問題怪罪在少數群體身上,而且還覺得自己站在道德高點,因為他們對少數群體已經十分包容。

對奧巴馬政府的失望(這個我以後會寫)和特朗普在這次選舉中的崛起,很大一部分是白人社會對黑人總統上任的反彈。我們可以預想,若希拉里當上了美國總統,性別歧視的問題短期內會更明顯地浮出水面。若真如此,這不意味著情況會變得更糟,它只是一個難以避免的陣痛期。

不管結果怎樣,我支持希拉里勝出,而這不僅僅是因為特朗普是個糟糕的人選,也不僅僅因為她是個女人。她是個務實的政客,有能力在複雜的政治生態裡爭取到不錯的成績。就算她的表現最終讓人失望,總會有些東西變得永遠不一樣:會有更多女孩相信自己有能力成為領袖,說不定包括未來一個比希拉里還要傑出的女總統。

什麼是統計性歧視?

很多國家禁止男同性戀者捐血,避免愛滋病毒通過血液傳播。

其中美國去年年底放寬禁令,宣布男同志一年內沒性行為就可以捐血。但權益組織投訴說,新規定有進步,卻還是對同性戀者不公平。

M不滿地說:「這些同性戀者太過分了!什麼都投訴說人家歧視,又不考慮下大眾安全。萬一鬧出人命,他們負責任嗎!」

她有道理。就算沒歧視,當局都應該小心。在先進國家,男同性戀者患愛滋的比率確實較高,我反駁不了這點。

但這個禁令絕對不是沒問題。它助長偏見,讓人將愛滋病和同性戀者劃上等號。

現在還有很多保守人士堅信,愛滋病是上帝對同性戀的懲罰。這是一派胡言。異性戀者一樣可以通過性交染上HIV,在發展中國家,HIV主要由異性戀者傳播。HIV也可以通過母親的子宮傳染給胎兒。

既然這樣,為什麼數據顯示在先進國家男同性戀較常感染愛滋病?首先同志圈子較小,如果有人感染愛滋,被傳染到的機率也高。肛交感染HIV的生理風險也比陰道性交大(所以請戴套)。另一個原因是社會排斥,很多同志被迫隱瞞性取向,或無法維持穩定感情,只好摸黑到夜店找炮友。隨著一部分社會變得開放,大多同性戀者選擇和穩定伴侶白頭偕老,感染愛滋病的風險也較低。

但不管什麼原因,數據擺在眼前,M就可以理直氣壯,彷彿「同志人權」和「大眾安全」真的互相違背,「我不是歧視⋯⋯但為了大眾安全」,應該支持歧視同志的規定。這種表面上合情合理的不公平對待,還算是歧視嗎?

我最近讀到一個可以掛在口邊炫耀的字眼:統計性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亦稱理性歧視(rational discrimination)。

假設你是女人,半夜一個人在路上,突然發現背後有個陌生男人。你秀出防狼器,亮出手機撥打999或拔腿就跑。你身邊很多好男人,其中幾個對女人沒興趣。你沒歧視男性、覺得「男人都是潛在的強姦犯」。但那一瞬間你不會主動認識那個陌生人,再判斷他是紳士還是大野狼。

統計性歧視的道理一樣。

1972年提出這個概念的美國學者菲爾普斯說,統計性歧視是因為信息不完全,和獲取信息需要成本。例如一家公司聘請員工時,會考慮到「很多女人工作幾年會辭職照顧小孩」等群體特征,並預先假設女應聘者應該也會那樣。

當然,很多女性並不會那樣。在理想世界,雇主會花時間認識每一位面試者。他會發現,女應聘者A以事業為重,不想生孩子。男應聘者B打算兩年後辭職當奶爸。但現實世界裡,雇主沒那麼多時間金錢和精力。他感情上不歧視女性,如果知道女應聘者A能力較強,並打算長期工作,他會果斷聘請A。但他不知那麼多,選擇了B。

看清楚了,這就是阻止女人事業發展的玻璃天花板。

雇主希望雇佣生產率最高的員工,這合情合理。為了避免愛滋病蔓延而禁止男同志捐血,好像也情有可原。但人常利用數據等片面真相來粉飾偏見,這很危險。我們要認識統計性歧視,承認那是一種系統性問題。它會導致不好的循環,對一些社群造成很大傷害。

例如,如果數據顯示黑人較常犯罪,影響雇主聘請決定,會讓黑人更難找到正當工作。失業造成更多犯罪,這對大家都沒好處;犯罪又進一步影響數據。

又例如,數據顯示男同性戀者感染愛滋病比率較高,加深社會歧視。結果同性戀者害怕社會眼光,不敢到醫院檢測,任由愛滋病在粉紅圈子裡蔓延。

美國警察常用「種族歸納」手段,如在安全檢查時傾向於搜索黑人和中東人,或在黑人區巡邏。這樣做讓人反感,但警方說,種族歸納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常用手法。我不知警察是否出自內心地歧視黑人,但因為貧窮,黑人犯罪率確實比較高。

說到底,種族歸納是為了效率。警察檢查不到每一個人。但越是針對特定種族,就越有機會查到該種族的人與犯罪事件有關,反而讓執法人員對其他人喪失戒心。這就像住宅區jaga只注意衣衫破舊的人,不對開寶馬的小偷起疑心。和出於仇恨的歧視一樣,表面上理性的歧視也會造成悲劇。因為種族歸納,美國警察暴力對待黑人、一再誤殺無辜者。治安很重要,但種族歸納嚴重干擾民生、促成警察暴力,令大眾不信任警察。唉,不值得啊。

說了這麼多,我們可以怎樣減少統計性歧視?

同性戀捐血問題我們可以參考南非和義大利的做法,靠個別評估來判定捐血者的風險。血庫會透過詢問性伴侶人數、性交方式等問題來評估風險,而非針對性取向。這符合經濟學者兼作者查爾斯.惠倫的說法,即提供更多關鍵信息是解決歧視的有效方法。

如果世界更加平等,顯示某個民族更常犯罪之類的數據也會消失。當世界越來越多元,女人不一定在家照顧孩子、男人未必在外面打拼、黑人當美國總統,統計性歧視就開始失去效率,甚至成為絆腳石。

至於我們能怎樣做?我們有時被迫在信息不足時做決定。如果陌生人跟蹤你,你最好馬上報警。但通常,我們可以花多一點時間精力去尋找資料、認識對方,提醒自己萬事總有例外、每個人都獨一無二,不要一知半解就莽下結論。

平等可能嗎?

這個世界的社會衝突,幾乎都離不開對「平等」的不同詮釋。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待遇不公平。

菁英說:社會無法平等,機會不能讓給沒文化、好吃懶做的愚民。

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成功人士說:我因個人努力而成功,大家機會平等,現狀要維持。

窮人說:我們努力了還不是一樣窮,連上學機會都沒,我們要搞共產革命。

路人甲說:既然無法平等,那倒不如自私自利。壞人總是比好人爽。

民族份子說:什麼平等都是是謊言,叢林法則才是真理。民族強大了我們才有飯吃,才不會被欺負。

種族主義份子說:那些移民後裔搶走了我們的飯碗,這不公平。

在大馬,我們國民大致上還算平等(我知道會有讀者不耐煩地大罵:我們很辛苦,那些官員吃香喝辣——我是說相對而言),但凡是髒、累、險的工作都依賴外勞,而外勞往往過著非人生活,無權無勢、薪水低微。

美國在平等方面做得相對成功,而且歡迎移民。但美國公民能享有平等,有一部分是因為把不平等「出口」到了第三世界。先進國家只是全球不平等的得益者。

而中國國土以內就很不平等。無數二線、三線城市支撐著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的繁榮,不少人從農村前往城市打拚,卻只能在工廠裡為先進國家的人民組裝智能手機,讓紅頂商人可以繼續數美鈔。中國無法讓自己的公民平等,但我們這裡的外勞日子也沒比較好過。

畢竟,一個社會不可能人人都是律師、醫生、建築師或企業家,我們需要建築工人、清潔工和工廠工人,古時這些工作靠奴隸,今天靠薪水低微的勞工。終有一天,機械將取代人類從事這些工作。但科技催生了新問題:那些人人垂涎的崗位不多,也不會劇增,科技卻讓更多人失業。

失業的都是什麼人?他們不一定是好吃懶做或沒上進心的人,往往比李嘉誠勤勞辛苦,卻因家境等因素,連讀書機會都沒有。而富家子弟卻可以讀菁英學校,能接觸更多經驗和貴人。前者飄洋過海當外勞,後者出國發展就是日進斗金的expatriate。

這當然不公平,於是越來越多人將平等掛載嘴邊,但人人要實現的平等都不一樣。

例如很多人認為,左派和弱勢群體傾向於支持「結果平等」,右派和有錢人傾向於支持「機會平等」。在很多人印象中,機會平等就應該廢除一切扶持弱勢群體的政策,結果平等則是好吃懶做的人和「努力上進」的人一起分享財富。

希臘那樣的福利國經常被認為是前者的代表,新加坡那樣用人唯賢的菁英政治體系則被認為是後者的代表。

但這樣的理解並不正確。如果要人人都站在同樣的起跑點(機會平等),就必須讓大家都有機會累積競爭的資本,例如上學機會以及醫療保障。自由派推崇的賦權(empowerment)並非讓弱者享受特殊待遇(entitlement),而是讓大家(包括弱勢群體)站在同一個起跑點奮鬥,這不就是就是菁英主義者口中的機會平等嗎?

不論是上述哪一種平等,往往都成為統治者掩飾不平等的口號。一些政府以族群平等為名,通過保護政策或民粹政策換取特定族群的依賴,另一些則以機會平等為名,致力於推動自由貿易、為富人減稅,結果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任何政府能做到最基本的,是確保法律前人人平等。如果連這都做不到,就別空喊口號了。

但法律不一定公平。法國作家法郎士入木三分地譏諷道: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時禁止富人和窮人睡在橋下、在街上乞討和偷麵包。

而且,徹底的法律上人人平等並不現實,例如根據一般社會法律,只有統治者有權宣布戰爭。國家領袖當然需要某些特權。但如果他犯錯,應該和平民一樣受罰。

話說回來,我們真的想要平等嗎?

身為薪資單薄的打工仔,我當然想社會「更」平等,但如果我是富二代,我當然想用我的錢來生更多錢,變得比每個人富有。可是,叢林法則並不適用於龐大複雜的人類社會。你知道把一萬隻黑猩猩丟進一座城市會怎樣嗎?我們會互相殘殺,不會有文明。

就此,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發明了「無知之幕」這個概念。用中國政治學者劉瑜的話解釋道:當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誰時,才能想清楚甚麼是正義。

經常有人批評民主制度為了照顧少數群體的利益,而阻礙國家整體的發展。我在網絡論壇上看到一位網民的精彩評論:「如果我是賭徒,我就設計一個階級社會,期望能賭自己進入這個幾個模型的最高層。如果你不是賭徒,那你可能設計一個平等的社會。」

好的,你可能是賭徒,願賭服輸。但別忘了,命運並非永遠站在你這邊。一場意外隨時可以徹底改變你的情況,奪走你引以為傲的競爭能力,然後整套制度突然都成了你的敵人。你的金錢和權力不是刻在石頭上的。

徹底的平等無法實現,卻是大家可以更接近的理想。過去奴隸制度很普遍,婦女成為部落鬥爭的戰利品也很正常。今天男女平等、人權法治是新常態,這一切全因為社會價值觀變了。平等必須是社會達成共識,而這共識必須隨著世界越來越平等而一直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