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新聞的必要

我身邊有些人把新聞當娛樂,新聞夠不夠客觀有沒有深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夠煽情。他們開心就好,但我覺得這有點自虐。新聞很精彩,但大多令人沮喪,不是說娛樂必須正能量,但至少我看驚悚片時,知道那是虛構啊。

我們活在史上最和平富裕的時代,不該如此焦慮和無力,然而一打開報紙,全是讓人憤怒的消息。問題在於進步是上不了報的累積過程,可怕或荒唐的事件則引人矚目。是的,世界每天發生讓人難過的新聞,媒體有義務讓我們知道,不該粉飾太平,但讀新聞有時未必有助於我們理解世界。某人中彩票,錢都捐給老人院!恐怖份子殺死五十人,手法極殘暴!某官員講了白目的話!隕石打中他的頭,頭盔救了他一命!這些膚淺、重複、片面、無意義的雜音,讓我們以為世界很荒謬,讓我們不知所措。尤其今天我們都通過臉書上朋友的分享得到新聞,不是由專業編輯篩選,於是我們就只見荒唐搞笑感人讓人憤怒的內容,心情也在各個極端之間搖擺。我們花時間讀這些內容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想,我們必須重新定義娛樂和新聞。誰說有深度的報道不能讓我們喜悅?好的調查報導更像小說,它們耐心地帶我們深入理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看見世界不為人知的一角,理解事件中各個角色的心境和動機,藉此引發深思。如《紐約客》對昂山舒吉的報道,讓我們看見這位典型亞洲領袖如何成為了一場美麗誤會,如《大西洋月刊》和《紐約時報對IS恐怖組織深入調查,讓我們看到受過教育的人如何擁抱激進思想。

這不也很精彩嗎?這類慢工出細活的新聞也比速食新聞更有社會影響力,如1972年《華盛頓郵報》調查水門事件數個月後,震撼了美國政壇,尼克森總統被迫下台,《華郵》也成了美國最有公信力的報紙之一。2013年《華郵》和《衛報》則揭發美國國安局對美國公民和外國首腦的監控,還有《南方周末》等數家報章,在中國媒體享有相對自由的年代,曾多次通過調查性報道推動社會變革 ⋯⋯ 我國有多少媒體肯投資於調查性報導?也許不少本地媒體到仍在癡等臉書浪潮退去,不覺得有更上一層樓的必要。報業人該參考參考1960年至1980年美國報業黃金時代的形成背景:電視機變得普遍。哈佛歷史教授萊波爾(Jill Lepore)說,當人們想知道新聞只需要扭開電視,報章不得不提升素質,給讀者更有深度的內容。有了壓力,報業自然快馬加鞭,今天來到社媒年代,報業更須加倍努力,這樣才可以迎來更美好的明天。

很遺憾,許多媒體人仍然過時地迷信搶先報道的必要。幾年前我在一場宴會上聽到有人說,在網絡時代,報業必須跟臉書比快。我一直認為這是錯誤的策略。在臉書年代,獨家已死。你搶先報道了,在新聞前放了「獨家」兩字,然後?其他媒體和臉書專頁只需引述一下稍加修改點評,就做成了自己的新聞,當大家都分享同樣並流於表面的內容,誰注意和在乎誰先報道?但他們無法將你有深度的調查性報導佔為己有。又或者驚天動地的報道如水門案,誰都搶不走《華郵》和《紐時》的光芒。傳統媒體資本充沛,能資助網絡媒體做不到的深入調查,能供養專業記者花時間整理精確有深度的新聞,為什麼不好好利用呢?

當大家滑滑手機就知天下事,傳統媒體一定要脫穎而出,而不是盲目衝進不利己的戰場。好的報道需要時間,可憐的記者不可能在區區一天或幾天之內趕出來。2011年,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教授勞佛(Peter Laufer)開始提倡慢新聞運動,認為當新聞進入速食時代,媒體必須放慢步伐,給大眾更健康有營養的新聞,讓讀者和記者都有充分時間思考。如今市面上已有多家以慢新聞為宗旨的媒體,如2011年出版於英國的《延遲滿足》季刊雜誌,在美國,首家獲得普立茲獎的網上傳媒 ProPublica 也被認為貫徹了慢新聞精神。我不是生意人,不知這對本地媒體而言是否可行,但我確信報業的出路不會是跟人家的臉書頁面比爛

1999年《南方週末》在社論中寫道,調查性報導應該「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這是我對大馬媒體的願景。我認識很多年輕媒體人,看見他們仍然有熱忱,有意願做對讀者有利的事情。但讀者也必須進步。當我們知道自己要什麼,當我們選擇獎勵對我們有益的高素質內容,無視低俗煽情的內容,媒體的素質自然會跟我們一起提升。

砍手砍腳,人就不敢犯罪

上一篇:為什麼我支持廢除死刑

之前寫關於廢死的文章時,我告訴朋友:我對這課題本無強烈立場,發文純粹是因為看不順一些發言者作出各種聽似有理實無根據的說法,所以決定發文反駁。

如有些發言者一再強調死刑有威懾作用、死刑減少犯罪,彷彿那是不容質疑的真理,而非純粹的個人信仰。他們理直氣壯、未引述證據地做出陳述,有者甚至如此一連寫兩三個月流水帳,實在讓人佩服。支持死刑是很合理的立場,但既然要把文字發表在公共平台,就該滿足寫文章的基本素養。

假設我今天呼籲人們支持不區分宗教信仰,對全體大馬人實施伊斯蘭教法,因為「伊教法能減少犯罪率,也通過惡懲貪官減少腐敗」,我自然應該引述相關數據,如伊朗落實伊教法後犯罪率顯著減少,第三方監督機構宣稱落實伊教法後沙地變得更清廉。我們不知道大馬全面落實伊教法後能否減少犯罪謀殺,但我至少能說:這是我的看法,這些是我的理由。

「伊刑法能減少犯罪率。」如果我要作出這樣的陳述,那我就義務拿出相關證據,支撐我的說法。

「我認為伊刑法能減少犯罪率,因為⋯⋯。」這顯然是私人看法。我可以拿出理據,來解釋我的思路。但這只是我的看法,不是什麼真理。

很簡單吧?然而很多面向眾多讀者的人發言都未做到這點 —— 包括我自己也有很大改善空間。媒體至少有一定的把關水平,理應避免這類聲稱出現在紙面上。但即使是臉書上發言,都該有基本責任心。

「死刑能減少犯罪」這種論據聽似簡單直觀,讓讀者沒有戒心。人們自然覺得,人都怕死,死刑自然讓人不敢犯罪。但世上因果錯綜複雜,直觀的未必正確。如我之前就指出,廢除死刑的國家犯罪率沒有增加;我也指出,大馬1983年修改《危險毒品法令》納入強制性死刑,此後有關毒品犯罪和毒癮的案件卻有增無減。我更指出,據2009年美國犯罪學學會調查,88%犯罪學者認為死刑無助於減少謀殺率。這一切有違直覺,但都有憑據;你有權反對廢除死刑,但「死刑有威懾作用」這點不成立,不應當成真理陳述,所以請找好一點的理據。

讓我們試下換位思考。多年來眾多伊斯蘭學者宣稱,若嚴厲的伊斯蘭教法實施得宜,那些刑罰可以阻嚇犯罪。別忘了,伊教法不只提倡死刑,還向老少婦孺灌輸宗教思想,確保人人沒有邪念,當然還承諾把小偷劫匪的手足砍掉,感覺上很有威懾作用對吧?支持死刑但反對伊教法的你,肯定會罵那些宗教學者胡說八道,指吉蘭丹犯罪率沒有比其他州屬低、新聞報道指吉蘭丹犯罪率有增無減。但在「灌輸宗教思想人就不會有邪念、砍手砍腳人就不敢犯罪」這種簡單直觀的邏輯面前,你的理據瞬間蒼白無力;當鄉民對城市菁英、拒絕聘請馬來人的華人雇主和腐敗官員感到憤怒,並誓言借宗教力量懲罰他們,面前這樣強烈的感情,你的理據註定失敗。

也難怪去年年底,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民調發現,柔佛州四分三馬來受訪者要求對穆斯林實施伊刑法,相信伊刑法有必要;57%柔佛馬來受訪者更要求不區分宗教信仰,對全體大馬人實施伊刑法。看清楚了,這是柔佛,不是吉蘭丹。我不知馬來選民是怎麼想,但試想當宗教人士理直氣壯地說,要減少犯罪就應該支持伊刑法,那停在一個虔誠的穆斯林耳裡,這不就是簡單的真理嗎?當發言者是宗教權威,人們自深信不疑;就像當報紙評論員做出陳述,讀者自然會想:這人懂的比我多,講的話應該有道理。所以寫文章的人,發言一定要負責任。

我想起有朋友說,外國人做事有科學精神,大馬人則浸淫在 budaya lebai 中,我譯之為吹水文化。從社會名流到阿貓阿狗,人人都有意見;當有人社會地位提升,眾人就把他的意見當真理。但隨便翻閱西方媒體,就會發現專業評論員發表意見時都引述充分資料支撐,確保文章不只是個人意見。如果我們寫專業評論只是發表意見,那文章憑什麼比阿貓阿狗的臉書發言更有份量?外國和本地的英文媒體都有致編輯函反映民意;評論專欄如果浪費在反映民意上,而非給讀者帶來新穎觀點,就未免太可惜了。

我只是普通上班族,不是專家;我也認識一些其他評論員,包括兼為記者編輯的,他們都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沒有非凡的智慧和洞察力。記者編輯或自由撰稿人不是萬事通,要讓文章有資格發表在公共平台,我們就得先做足功課,確保我們說的話有理有據。以前還能說因為政府打壓媒體自由而無法盡善盡美,現在既然是新大馬,我們就有義務做得更好!大家共勉之。

臉書和媒體的畸戀

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很多美國左派把矛頭指向科技企業,尤其是臉書。

他們說,臉書促進假新聞散播,通過演算法讓使用者只看到自己認同的內容(也就是所謂回音室效應),還打破媒體的飯碗,大幅拉低網上廣告收費。同時人們越來越依賴臉書讀新聞,所讀內容也只因朋友分享或標題誘人,不只降低讀者對媒體品牌的忠誠,也使騙點擊率的文章叢生,讓新聞廉價質量差勁。

我覺得臉書很大程度上是代罪羔羊。美國左派因厭惡的人選上台就以假新聞和仇恨言論為由呼籲科技企業管制輿論,也是讓人無言的發展。社會早有分裂,而人們分享內容不在乎真相、愛看認同自己立場的內容多於反對聲音,這是人性,臉書演算法不過是潤滑劑。跟很多科技企業如谷歌一樣,臉書不能決定二十億名使用者怎樣用它的產品,出於商業考量和言論自由的原則,也不大願意去管制。

何況,如果沒有臉書,虛假資訊會根除嗎?不會。WhatsApp等聊天平台上各種虛假資訊散播得比在臉書更猖獗,也更難制止;就算沒有電腦手機,我每天在辦公室都聽到同事頭頭是道講一堆我知道是錯的資訊,或散播陰謀論。這比在手機螢幕上更糟,當熟人當面跟我們說這些東西,我們自然相信他,不覺得他騙人。他也不過是人云亦云,或忍不住加油添醋。

但不管臉書是不是應得這些批評,人們對社交媒體的看法跟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已經很不一樣。記得阿拉伯之春嗎?那時我們以為,社交媒體會讓善良的人團結起來推倒高牆。到了2018年,社交媒體成了民粹沃土,在緬甸它充斥著反穆斯林言論,在柬埔寨它是獨裁者對付異議者的利器,在美國它是特朗普恫言轟炸朝鮮的麥克風。人們普遍對社交媒體厭倦和反感,覺得它對社會有害無益。臉書就算不流失活躍用戶,名聲也已經惡劣;人們怎樣都會覺得它對當下社會各種問題有一部分責任。

在這背景下,臉書創辦人扎克伯格年頭宣布,他今年決心修補臉書的問題,「我希望我孩子長大後,會覺得爸爸做的對世界有益」。扎克伯格說,臉書會減少人們在臉書上看到的品牌內容、新聞和廣告,優先顯示親友的貼文,特別是引起很多互動的貼文;這次改變後,人們可能會花較少時間在臉書上,但扎克伯格希望我們花在臉書上的時間因此更有價值。

「互動」容易讓人聯想到正面互動。某朋友在臉書曬寶寶照片,眾人紛紛留言「好可愛喔長得像媽媽」,因為留言多,臉書演算法會確保我先看到這寶寶的照片。聽起來不錯吧?但假設朋友在臉書寫一則政治評論,下面幾百人對罵呢?這也是互動。此外臉書減少新聞內容在動態消息中的份量,也無助於減少虛假資訊。虛假資訊通常都是由親友分享,而且動態消息中真新聞比例少了,反而更難比較真偽呢。

雖然如此,對我 — 一個普通人 — 臉書所承諾的改變會讓它較有吸引力。臉書是跟朋友交流的平台,我沒興趣在那看到一大堆廣告和政治新聞。要看新聞閱報就好啊,也不想看到一堆親友在新聞帖子下發表讓人不愉快的意見,或看到親友like了自己無法苟同的東西,又礙於情面不能糾正對方,結果大家都對周圍人人越來越有意見。難怪不少民調顯示新世代越來越少用臉書,他們較鍾情於臉書旗下另一個產品Instagram。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Instagram上不能分享網站連結,也就很少會有人在那裡分享新聞內容,不讓人神經緊張。

臉書此舉或許能滿足一般使用者,卻令媒體不安和憤怒。他們說,正是臉書破壞了媒體生態,讓新聞業在新秩序中被迫依賴臉書;現在臉書卻對媒體說「我不那麼需要你們」,好比耗盡別人青春後把對方拋下不管。猶記臉書去年說,以後臉書的演算法會重視視頻內容!媒體紛紛下重本製造更多視頻,有些網絡媒體還乾脆放棄文字內容專心生產視頻。如今臉書確認新演算不那麼注重視頻,對全面投資於視頻的媒體是很大打擊,很多除了臉書沒有其他平台的網絡媒體甚至會面對淘汰。即使有自己網站的媒體,流量也主要來自臉書和谷歌,如果斷絕來自臉書的流量,很多網站的流量就少得可憐。

當點擊率能直接轉換成廣告費,流量當然重要。但就像The Verge記者Casey Newton說的,很多媒體自以爲有讀者,其實只有流量;現在臉書要揭曉誰有讀者,誰只有流量了。靠標題騙人點擊的劣質媒體就有流量沒讀者;讀者甚至不記得這些媒體存在。路透社數位新聞研究報告就曾指出,如果問「你用社交媒體閱讀新聞時,會注意到新聞內容提供者的品牌嗎?」,只有不到半數受訪者注意到新聞來源。即使在網絡時代,建立品牌信譽只能靠老方法,那就是生產非凡內容鶴立雞群。

我最喜歡《大西洋》月刊寫的,媒體長期厭惡臉書和谷歌破壞他們的飯碗,卻依賴它們所帶來的讀者流量。近期反科技浪潮崛起,媒體也釋放壓抑多年的的敵意。如今扎克伯格強迫媒體接受現實,即臉書不會成為新聞業在網絡時代的救星。媒體早知道這點,但一直不肯承受分手之痛,與其批評扎克伯格,他們應該謝謝他幫助終結畸戀才對呢。

與此同時,扎克伯格上面就承認,臉書這次改變可能令人較少用它,何況減少品牌內容和新聞意味著減少收入來源。換句話說,不論臉書還是媒體短期內都不會好受。但就像醞釀已久的分手,陣痛期後雙方往往因這段經歷而成長。臉書必須學會放慢腳步,不再快速突破除舊立新(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 扎克伯格的舊口號),對自己的龐大能力負責任。媒體也必須擺脫對點擊率的追求,恢復生產有水準內容,鞏固自身的公信力和品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