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查理週刊》事件:你的自由,我的不公平

《查理週刊》血案後,西方民眾近乎一面倒站在該雜誌的一邊,他們不只抗議恐怖襲擊,更要捍衛絕對的言論自由。

我上中國官方《環球網》看看那裏有什麼駭人觀點,毫不意外地,評論及讀者都認為,這次襲擊完全是西方傲慢的後果,西方應該「學學中國人的中庸」。

同一天,有人向我分享《紐約時報》一篇評論,作者說:

「法國大城市周邊都有巨大而且常常狀況惡劣的郊區,這裏聚集了大量移民⋯⋯在巴黎市中心被認為是嘲諷宗教或政治權威的舉動,在郊區卻會被認為是當權者的傲慢,那些人可以信口開河地嘲諷他人。」

前晚,我讀到一篇關於中國企業的文章《小米的野心》,作者認為,西方社會非常重視知識產權,但美國過去崛起時,同今日中國、昨天的日韓一樣未尊重別人的創意。

作者本•湯姆森寫道:「發展中的社會覺得,西方在試圖過河拆橋。」

我心想,一些國家對於人權、環保等課題不也是那麼說嗎?發展中國家不願承諾減排,不排斥剝削勞工、侵犯人權,因為發達國家以往崛起時有過之無不及,當時也沒人說三道四。

說白了,這些國家和民族覺得,什麼言論自由之類的普世價值,不過是得勢者的欺人之談。

既然大家眼中的公平不一樣,我們是否應該放任不管,讓各個民族自行摸索,探討要不要民主、言論自由?國際化意味著今天不能再有那樣的鴻溝。

《查理週刊》遇襲應該讓人人更清楚,在資訊流通、國界瓦解的今天,全球共享著同一個輿論平台。我們無法繼續自爽,在各自社群中說自己人愛聽的話。

引述台灣歌手張懸去年年底來馬演唱時說的:「資訊全球化的好處就是,we go down together!」以減排為例,大家不都在同一艘船上嗎?

我們自然會說,既然如此,大家就更該小心翼翼,互相尊重!但今天我說需要民主(夠敏感吧),被人放上網,也許會有強國人誤以為我不承認大國和平崛起或某民族偉大復興,感情受傷害;如果有中國人搬出她以為的理論否定宗教(中國官方信仰是無神論),她未必明白這在中共政府的控制範圍外可以多敏感。

這個世界沒有一套觀念是全部社會都贊同的,我的中庸絕非你的中庸,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而在喧鬧的全球論壇上,有價值的聲音會保存下來,極端聲音自然會被社會淘汰,而非因為受到打壓而助長了火勢,以受害者自居而爭取到更多支持。受忽略的群體也為不滿找到出口,不覺得需要用炸彈來爭取全球矚目。

正如臉書創辦人扎克伯格說的,不能讓一國或一群人指定大家能在全球分享那些資訊。我們沒有回頭路,要麼全球社會分裂爆炸,要麼大家一起被迫學習包容和辯論。

即將消失的國家

本文2013年11月27日刊登於《星洲日報》言路版《觀海聽風》。

近日聯合國氣候談判在華沙僵持不下之際,小島國基里巴斯受到了媒體關注。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已威脅甚至開始影響到不少小島國的存亡,而基里巴斯是首當其衝的國家之一。

基里巴斯所面對的問題,或許能讓我們更全面理解這類小島國眼前危機。基里巴斯似乎是個很多人「聽都沒有聽過」、小得可有可無的國家,實際上它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之一,最多人口的南塔拉瓦環礁每平方公里住著約5千人(吉隆坡市區為每平方公里約8千800人),全國有11萬人口。

據基里巴斯總統湯安諾,人類活動使得全球暖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已淹沒該國一個村莊。

科學家認為,這個國家本世紀末以前即將不復存在。海水流進了陸地污染了地下水、水池等淡水水源,導致不少土地不再適合耕種。而作為島國基里巴斯本來就特別缺乏淡水。

比起漸漸遭到海水淹沒,更嚴重的下場不太久前才在菲律賓可以看見。如果類似颱風「海燕」的風暴襲擊基里巴斯等小島國,情況很可能比菲國中部還要悲慘。讓這個國家消滅,一次大浪就夠了。

目前,基里巴斯正在向斐濟政府談判買下5千英畝土地,好讓其國民來日可以遷移。

和旅遊業發達、也在嘗試協商收購斯里蘭卡領土的馬爾代夫相比,基里巴斯根本無法吸引外資,這令該貧窮的國家面臨不少問題。《彭博新聞週刊》描述,政府如此害怕失去剩下來自捕魚許可證的收入,以至於不大敢干涉島上女童向外國漁船賣淫的普遍現象。

基里巴斯也備受其他爭議,如違抗防止過度捕撈的努力,湯安諾博取發展國家救濟的動機也受到不少方面質疑。有的方面認為,和斐濟談判收購土地,實際上是刻意製造人道危機的觀感,挾持國際社會提供經濟援助。

然而正是這類爭議逐漸模糊了國際行動的焦點。美國等富裕國家因不信任基里巴斯等貧窮國家的動機,就努力在華沙推卸責任無疑非常虛偽。正如我們不能因賑款並非都落入菲律賓災民手中就不救援「海燕」災民,各國也不能因為懷疑「貧窮」國家政府就忽略了實實在在的問題。

站在體制中央的溫和派

伊朗並非首次向美國伸出了手。

2003年,伊朗向美國提議展開協商,解決美伊之間的所有分歧。當時的伊朗總統,是首位改革派總統哈塔米。結果,美國國務卿認為哈塔米在伊朗沒有實質力量,只能說做不到,而剛在伊拉克大獲全勝的白宮和強硬派都認為沒必要和伊朗協商。美伊當年就這麼錯過了冰釋前嫌的機會。

除了提倡「建設性外交」,哈塔米任職期內,媒體、女性等都有較多自由,伊朗經濟也有改善。但他受以宗教最高領袖為首的體制箝制,改革有心無力,不只得罪了國內的保守派,改革派也對他失望,普通市民則更受內賈德等民粹派「社會公義」、打擊貪腐等比較有力的口號吸引。

2005年,比哈塔米更接近草根的內賈德大選中獲勝,他上台後漠視人權,媒體關閉、經濟持續衰退。作為民粹派,他樂於打造「勇於發言」的形象,故意發表仇恨西方的言論,伊朗遭到更嚴重制裁。

黯然下台的哈塔米發現,改革派強調的「社會自由」在民眾眼中不如保守派聲稱的改善經濟、打擊社會不公和貪腐。他轉向主張「溫和」漸進改革。2009年大選時,哈塔米支持的前總理穆薩維故意避開改革派的口號,直接在經濟和社會公義的平台上對壘內賈德。

2013年伊朗總統大選時,改革派被禁止參選,哈塔米呼吁人民支持「溫和派」的魯哈尼,魯哈尼壓倒性勝出。作為保守派、改革派都較能接受的領袖,魯哈尼最終在美伊外交上達到了突破,打破30餘年來的僵局。他回國後依然遭到了保守派丟鞋子,而且很可能最終美伊依然無法在核計劃上讓步。但這是個好的開始。

魯哈尼勝選後,哈塔米告訴一群大學生:「我們寧願改革派的論述得勝,就算改革派本身沒有勝利。」他強調,成功的伊朗總統必須和最高領袖協調,後者將協助總統達成他向人民作出的承諾。

話中無奈和妥協意味非常強烈。但以為可以依靠「人民」或「領袖」任何一方改革,等於忽略了社會結構的複雜。這是民主時代改革的本質,在任何一方都無意對話、逐漸像兩輛火車頭撞在一起之際,我們都很需要不怕死的溫和派擋在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