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影響的事情

記得2014年嗎?那年發生了一系列空難,人人都怕坐飛機。

但觀感不反映真相。數據證明,飛機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失事率只有1200,000分之一。去年死於商業民航空難的人數是零。就算飛機出事,飛機也有提供救生衣等安全措施,存活機率其實超過一半。

相比下,我國每天發生上千次交通意外,每天約18人死於車禍。根據世衛組織去年資料,每4378名大馬人中有一人死於車禍,一個大馬人死於車禍的機率是0.023%。說真的,這不至於需要讓任何人不敢開車或過馬路,一個人死於車禍的機率超級超級低。但開車絕對比坐飛機危險。

為什麼我們怕航空意外多過怕開車?另外,青少年以外,幾乎所有人都是死於心臟病、癌症等健康問題。為什麼我們擔心自己或別人給車撞死,卻不怕因為健康問題英年早逝?

哈佛大學風險認知專家大衛·洛佩克(David Ropeik)解釋,我們害怕自己無法控制的事情,就算那控制只是錯覺。例如小明開車技術很爛,他死於車禍的風險大過坐飛機五千倍(這不是誇大的數目)。但小明還是會覺得,自己開車怎樣都比別人開飛機安全,因為「這輛車是我在開」。這種控制的錯覺不只適用於開車 —— 人都傾向於高估自己各種行為和決定的正面影響力,而忽略了生活中幾乎所有事情都是意外,因此迷信控制。特別當我們回顧過去,都會不知不覺把好事歸咎於自己的英明決策,壞事都是「沒有足夠控制情況」的後果。

洛佩克還說,空難雖然比汽車意外罕見得多,但每次發生都死較多人,所以惹人注目,讓人印象深刻。但車禍雖然普遍,一個人死於車禍的機率還是低於0.1。在先進社會,從機率上來看,幾乎所有人都是死於可防範的健康問題。然而多數人謹慎開車,卻不小心對待身子。越是在我們控制範圍內的事情,殺死我們的風險就越大,我們卻也越不怕不擔心。

人腦能力上還停留在「獅子來了,跑!」的階段,不適應日益複雜的世界,不能憑概率去判斷,依賴觀感和直覺,看事非黑即白。我想到很多人都很怕IS,希望政府傾國之力防範恐襲。但風險有分輕重,一個人死於恐襲的機率是20,000,000分之一(如果我剛好在錯的一瞬間站在錯的地方,那真是億萬分不幸),相比下每天這麼多人死於車禍,為什麼政府不禁車呢?政府再多防範都好,都不、可、能、徹底防範恐襲,尤其是小規模獨狼式恐襲。如果目的是讓大家平安,去消滅比恐襲常見萬倍的犯罪,例如殺人打劫強姦人口販賣大耳窿,又或者防範水災土崩火災等某程度上能防範的災害,絕對比傾國之力防範恐襲有用。

由此可見,恐襲車禍空難這些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概率不到0.1%。我們卻讓這些擔憂主宰自己和別人的生活。除了機率極低,這些事也不在我們控制範圍內。與此同時,有些事如國家經濟「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機率就如魚碰水的機率一樣,但我們平時也改變不了什麼,只好在惡劣環境下辛勤改善處境。

抱怨經濟不好有用嗎?有,我們可以發洩,沒話題時也可以搬出來講。但套用據說是柏拉圖說的話:世上有兩種事不值得生氣,一是我們能改變的事情,二是我們不能改變的事情。大選將至,大家識do啦。

很多事情不完全在我們影響範圍內,但我們也不是沒得選。這些選擇不可能十全十美。小明可以選住郊外,那裏房子大而便宜,環境寧靜但工作機會有限。小明也可以住市區,那裏房價超貴環境嘈雜,但他在銀行當經理,住的地方靠近車站。兩邊都有得有失,小明必須想想自己在乎什麼。

小明也別忘了,原地踏步亦是個選項,不會因為兩邊都不選,就避開了做決定的後果。很多時候,不選就等於讓別人幫你選,別人才不為你好呢。政治裡不投票就是把自己排除在大局外。別想過幾年能東山再起回歸大局 —— 不好意思,你早是局外人了,出局容易入局難,活該。

隨著我見識稍微廣泛,我更相信萬物本質混沌,沒有誰能絕對控制任何事情 —— 但我們可以做各種決定,影響事態發展。認清自己的能力範圍,就更清楚下一步要怎麼做。

但不論媒體或互聯網,它們都愛渲染我們影響範圍外的事情。越是在我們影響範圍外的事情,就越容易引起憤怒驚訝羨慕妒忌等強烈感情。某人中彩票,錢都捐給老人院!恐怖份子殺死五十人,手法殘暴!某官員講了超白目的話!美國選狂人當總統!隕石剛好打中他的頭,頭盔救了他一命!這類新聞很有娛樂效果有時像恐怖片,但它們能提供的價值就只這麼多。當我們只注意極端事件,對日常中各種我們能主宰的細節視而不見,就只能處於被動,覺得無力世界很亂。

因此我們不妨問問自己,媒體是為什麼?如果你問媒體人,我們肯定會說,是為了讓你知道你應該知道的資訊。但理想跟現實有差。很多人看報紙或上網都只看一大堆垃圾新聞,看了很開心很擔心很生氣,然後?我們「知道」了,有沒有做出好的決定?有些決定如我們下次要投給哪個黨,大家早心知肚明,需要每天關注消息知道部長今天又講什麼白目的話,彷彿對前任念念不忘,明知不會複合,卻忍不住讀他臉書每一個status,犯賤了還不開心?如果你閱報看電視是因為很悶需要一些刺激,fine,有求有供。但與其媒體每天報道政壇上老調重彈,或某青年砍死老婆婆,我更希望它能讓我們長知識,讓我們理解世界怎樣運作,讓我們做明智的決定,而它絕對能這麼做。

我們可能根除恐襲嗎?

英國演唱會恐怖襲擊後,《紐約時報》在推特分享了一名讀者的留言。讀者說:

「唯一理智的回應是向死者致敬,然後繼續過日子。恐怖襲擊無法根除,只能減少。減少恐襲需要勇氣和理智。既沒有勇氣也沒有理智的人,最好是安靜點,以免讓情況更糟。」

幾乎所有網民看了這名讀者的評論都很生氣。他們覺得,這種心態等於向恐怖份子妥協。我也覺得這則留言不敏感,不過,我懂他出發點。留言者沒好好解釋他為什麼會這麼說,特別是「恐襲無法根除,只能減少」這段。這讓聽者誤會,以為不把恐襲當一回事。

但他說的沒錯。恐襲無法根除,只能減少。

我們做得再多都好,都無法完全阻止恐襲。這不是因為沒努力。各國政府平時都做各種預防措施,包括在機場落實嚴格的安全檢查,或和其他國家交換情報,逮捕可疑人物,遏止極端思想通過網絡蔓延。情報單位常挫敗恐襲的陰謀。為了避免公眾驚慌,通常低調處理。

我們迷信投入多少資源就能換來多少安全,但現實不那麼簡單。政府如果積極反恐,可以挫敗轟炸國會的陰謀,因為國會是明顯的目標。飛機也是明顯目標,所以我們近年還有聽說有人成功騎劫飛機嗎?但反恐單位只能保護明顯的目標,只可以挫敗規模大的陰謀。

假設一個人很純粹是在新聞節目上看到IS的恐襲,然後受到啟發。他沒跟任何人討論計畫,自己在家做了簡陋的土製炸彈。然後走到菜市場,炸死自己跟幾個小販。當局要怎樣預防這情況?

就算以後警察檢查每一個到全國任何菜市場買菜的人好了,進出巴剎要搜身。如果下個獨狼式恐怖份子決定炸茶餐室呢?馬拉松大賽?茨廠街?劉蝶廣場?如果襲擊者不用炸彈,而是用菜刀?病毒?這不只不是投入資源就可以預防的,如果真要反恐至上,我們不會有正常日子過。

如美國東北大學國家安全專家弗林(Stephen Flynn)講的,很少有政治人物敢說「恐怖攻擊很難預防」這種真心話,因為他們不想被視作懦弱。弗林告訴《大西洋月刊》,政治人物總是過於誇大消滅恐怖攻擊的期待,而當恐襲真的發生了,人們就會對政府信心動搖,然後政府就會更大動作地防恐、對人民開出更多做不到的承諾,如此惡性循環。

每一分投入反恐的資金可以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例如用在建華小醫院MRT,或去預防比恐襲常見百倍的犯罪,如殺人打劫強姦人口販賣大耳窿。這些犯罪每天都發生,恐襲相對罕見。如果專心反恐而不是打擊更平庸的犯罪,或去做一個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嚴重不分輕重了。

近年IS等恐怖組織都善用媒體,來向潛在支持者宣傳理想。他們不需要殺死很多人,只需要在錄像機前殺死一些人,講一些很浮誇的話,視覺效果越震撼越好。當晚全球的報紙和電視都會大肆報道這件事,大大幫助了恐怖份子引起眾人恐慌的目的。而且媒體也讓那些潛在的恐怖份子看到IS是多麼風光,殺幾個人就可以上報紙頭版,宣傳理念。所謂獨狼式恐怖份子,很多就是看了電視後有樣學樣的人。

恐怖份子之所以發動恐襲,而不是帶著千軍萬馬來攻打我們,恰恰說明了他們勢力薄弱,在龐大的國家機構面前傷害力不大。但他們要讓活著的人害怕,讓群體互相指責,讓人民對政府保護自己的能力和意願失去信心。為什麼我們總是讓他們成功呢?

說真的,我們之所以特別注意到恐襲,恰恰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時代,讓暴力因為罕見而引人注目,不是嗎?在一個暴力比較常見的社會,人們不擔心恐襲,而是猖獗的普通犯罪,和永無止境的戰爭。

《大西洋月刊》最近有文章說,俄羅斯人不像美國人那樣對恐襲反應過敏,因為他們習慣了來自車臣分離份子的恐襲。俄羅斯有在敘利亞反恐,以凸顯俄羅斯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但俄政府對國內恐襲一般平淡處理。對俄羅斯人來說,恐襲像交通意外那樣不值一提。

另外,反恐和保護公民自由這兩個目標總是互相抵觸。一個民族往往為了預防那發生率一點也不高、根本不可能徹底預防的的恐襲,而選擇永久犧牲掉各種各樣的自由。例如批評政府的自由,例如集合的自由,例如在WhatsApp裡面想講什麼就講什麼的自由,例如把爛政府拉下台的自由。

值得嗎?我們被車撞死或者被劫匪刺死的機率,遠遠高過給恐怖份子炸死的機率。犧牲掉那一堆自由沒有讓我們安全多少,還讓掌權者得到近乎無限的權力,讓他們可以繼續把我們的日子弄得很慘。

死於恐襲的人遠遠少過給車撞死、在沖涼房摔死或者心臟病爆發而死的人。就算恐襲無法根除,我們都還是很安全很幸運。我隨便出個門就有給車撞死的風險,或者給人搶劫,在家則可能給衣櫥壓死。恐襲也不是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雖然機率渺茫。但我生活在十分和平的環境,至少相對而言是那樣。

的確,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預防恐襲。但是身為人民,我們能確保恐怖份子得不到他們想要的。恐怖份子的實力最多就只夠他們展開恐襲,他們無法佔領我們的國家,不應該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除了譴責他們的行為,我們能做的就是紀念受害者和繼續過日子,確保恐怖份子死得一點都不值得。

世界真的很危險

就在我介紹印尼如何反恐後不久,雅加達發生恐怖襲擊。目前有4個無辜者和4個襲擊者死。看來世界真的很危險,我太天真了。

其實,即使在2002年和2005年的巴釐島爆炸案後,印尼一直發生小型武裝襲擊,只是通常針對警察,目標很少是平民。(2009年造成9人死亡的雅加達爆炸案是那以後最嚴重的一次。)這次襲擊似乎也是針對警方,不算新鮮事。但雅加達是防衛森嚴、人口密集的首都,有很大象徵意義。

以前,這種襲擊更常見。巴釐島爆炸案後,恐怖襲擊明顯有減少。2002年,印尼發生43次恐怖襲擊,菲律賓有48次。2007年,菲國有65次恐襲,印尼只有2次。請注意,是2次,不是0次。

是的,直到今天,這種事件在泰南、菲律賓等地方還是家常便飯,只是媒體沒報道。中東每天都發生恐怖襲擊。就在雅加達襲擊的三天前,伊拉克發生連環爆炸案,51人死亡。雅加達襲擊的同一天,土耳其一座警局遭遇炸彈襲擊,6人死亡,39人受傷。一天前,IS在阿富汗的巴基斯坦領事館炸死了7人。

但媒體會報道嗎?很少會。媒體幹嘛要報道每天發生、千篇一律的事情。媒體(包括新聞網站)也不會告訴你,去年平均每天有18名大馬人死於交通意外,每天更多大馬人死於心臟病。身為前新聞從業員,我明白媒體的做法,畢竟版位有限,只能報道突破性的新聞。

反正,這個世界比媒體告訴你的還要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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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個方面來看,雅加達襲擊絕對是失敗了。

襲擊「只」殺死4個無辜者。4條人命也是人命,我們應該譴責任何恐怖活動。但這次襲擊不管怎樣看,都不能和2002年殺死202人的巴釐島爆炸案相提並論。

佐科威政府和印尼人民對這次事件的反應可圈可點。印尼人很冷靜地回應事情,他們說:kami tidak takut。雅加達市區還是一樣熱鬧。恐怖活動即「企圖引起公眾恐慌的犯罪行動」,雅加達襲擊沒有讓印尼人恐慌,這還不失敗?反而是在馬六甲海峽對岸,很多人提心吊膽,不敢去KLCC和Pavilion。

如果要說印尼反恐無力,別忘了:近年來登上報刊頭條的恐襲中,雅加達恐怖襲擊可能是最失敗的一次,也是印尼建國以來所遭遇多次恐怖襲擊中比較不嚴重的一次。

我很驚訝有民眾將所謂的維護司法等同於「將恐怖份子和一般匪徒相提並論」,認為「執法不嚴」令印尼反恐出現漏洞。事實上,推崇溫和教義、用思想對抗極端主義和在遵守司法程序的情況下「強而有力」地反恐並不互相抵觸,而這正是巴釐島爆炸案後,印尼一直都在做的。

和西方國家等不同,印尼反恐多管齊下。用思想對抗思想的同時,印尼也逮捕了數百名恐怖嫌疑。印尼88反恐部隊出了名善於收集反恐情報。就在雅加達襲擊前,印尼警方挫敗了一場更大規模的襲擊,避免了大量死傷。而且,和很多不敢得罪國內保守勢力的穆斯林領袖不同,印尼總統一直通過電視等平台抨擊極端主義。由此可見,印尼反恐非常全面,和大多國家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必須直話直說:以印尼反恐「不夠強硬」為由建議大馬或其他國家進一步集權,就算無心轉移議題,也絕對是誤會了印尼的反恐態度。

另外,一些民眾認為,印尼容許輿論自由,包括一些比較偏激的聲音,是促成今次恐怖襲擊的原因。

各位讀者請猜猜,到底印尼的IS支持者多,還是大馬比較多?(根據皮尤民調,11%大馬人對IS「印象良好」,印尼人只有4%。去中東打仗的大馬人比例,是印尼的6倍。)大馬有各種箝制輿論的法令,而在沒有言論自由、連天主教教廷都列為非法的中國,昆明恐怖襲擊也比雅加達死傷慘重。

印尼一直都有面臨武裝份子襲擊,但印尼公眾對IS的支持一直沒有增加。這是至今不變的事實。

說到底,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今天全球化已經不可扭轉。恐怖活動無孔不入,是大趨勢的副作用。如果我們以反恐為名限制各種自由,就會抵擋全球化較好的另一面,例如國際貿易帶來的經濟成長,同時社會也面臨體制倒退的危險。

和大馬人不同,印尼人經歷了蘇哈托的恐怖統治,包括排華暴亂。他們寧願冒險也不願意捨棄辛苦爭取到的自由。這種心情,大馬人或美國佬都未必能體會。

這不是說我們不需要更有效地反恐。事情不會黑白分明,例如在全球化方面,國際企業肯定歡迎適度反恐帶來的保障。反恐難免和民眾自由有拉鋸,我們要找到平衡點。但這涉及很多拿捏衡量,授予當局近乎無限的權力不是萬靈丹。

你可以說國安法給政府一些方便反恐的權力,例如隨意逮捕。可是,國安法缺乏約束和制衡機制。例如,國安會無法被起訴,首相一人能決定一切。反恐需要那樣嗎?我不知道,只能說是見仁見智。幸好《星洲日報》為大家提供了辯論的公共平臺,尊重並容得下各種立場。多少集權才夠有效反恐?我們具體上需要什麼樣的法令?我樂於在此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