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華社和中文報章,關係是如何破裂?

無可否認,國陣統治我國六十年期間為了鞏固權力,審查了主流媒體。以我在《星洲日報》不長不短的工作經驗來看,國陣執政時《星洲》雖不至於歌功頌德,也偶爾會批評前朝政府,但當權者長年累月干涉令報館養成了自我審查的作風。故《星洲》報道國陣新聞時偏於謹慎,以免惹來官司等麻煩,任何對不利於國陣的報道和時事評論也必須有百分百根據,館方也確保任何課題都必須補上國陣議員的說辭。相比下,當報道涉及當時的反對黨時,則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保留和責任,也不怕報道會惹來任何的後果。

《星洲》較多記者編輯都不是國陣支持者,因此上述雙重標準也不是出於政治傾向,更多是高層怕麻煩,難聽來說是欺善怕惡。畢竟國陣執政時,報道不利於反對黨的新聞不怕惹麻煩,最多也是林冠英發文回嗆,那只會為《星洲》製造更多新聞話題,讓向來窩囊的老貓有機會扮扮獅子。然而與此同時,許多記者充滿理想,不只厭惡國陣政府,也極不滿報館高層自我審查的作風。於是,當華社和行動黨等指控主流媒體是欺瞞人民的幫凶,雖然不是沒有理由,但也對主流媒體的僱員極不公平。情況從來都不是記者都吃了政府狗糧這麼簡單(至於高層那裡是否有什麼交易,我不知道),畢竟報館內許多記者是懷著從內部帶來改變的心態繼續留在報館,懷著理想一心一意想做好新聞。他們不只薪水卑微,也沒有從國陣那裏得到一絲好處。大家都是有血有肉的平凡人,在現實面前會妥協甚至背叛初衷;捫心自問,你真的不曾為了五斗米背棄理想嗎?

我之所以想寫這篇,是因為讀到梁文道先生的《撕裂2.0》一文,讓我想到我在《星洲日報》的前同事們。正好此時又逢《馬來前鋒報》面臨倒閉(更新:將繼續營業),坊間一片幸災樂禍,卻不多人思考什麼將取代《前鋒報》或同情《前鋒報》的僱員。梁先生寫道,香港民眾把警察視為北京的走狗,把警察隔絕於同行的同溫層裡,並令警察對群眾產生敵意;這一切為香港示威者和警方衝突埋下了伏筆。我讀了不禁想起,大馬中文報章記者跟華社的關係不也是如此嗎?例如梁先生以下這段:

到底是什麼力量把警民關係推到現在這麼惡劣的地步?就像那天我碰到的幾個年輕警察,為什麼一上來就帶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要那麼不客氣地對人說話?我唯一能夠想得到的解釋,大概是他們也感受到了空氣中彌漫着的敵意正在包圍他們。走在路上會有人瞪着他們,甚至不時有人低聲嘟囔「黑警」;坐在茶餐廳吃飯,沒有人願意跟他們搭枱,而且還要擔心裏頭的夥計會不會「加料」。既然世界與我為敵,我也只好把全世界當成敵人。

這是一種惡性循環,越是如此,他們越要彼此靠攏,把「警方士氣」當成唯一的救命索,形成一個非常內向的同心圈層。一旦離開這個圈子,就是外面世界裏面各種各樣的批評甚至辱罵,以及大街上無數臉孔模糊的敵人。

而警方最在乎的「士氣」,我擔心就只是像鴉片一樣,是一種吸了一口,可以讓自己舒服一點的抱團取暖,當他們回到街上,外面那個越來越危險的世界始終還在那裏。

我擔心過去十年二十年來,這已經是大馬中文報章的現實。我親眼目睹許多年輕記者如何從一開始一心貢獻社會,到最後逐漸仇視侮辱他們的「鄉民」和煽動群眾「霸凌」記者的希盟政黨。面對外界謾罵,記者編輯形成內向的同心圈層,不只與社會逐漸脫節,也變得自命清高;他們發表一篇又一篇令人作嘔的自慰文,強調理性中庸,與鄉民劃清界線。依我所見,這就是為什麼509大選期間,《星洲》記者編輯的圈子成了廢票黨大本營,我不認為這有任何潛議程,更多是希盟與中文報章關係破裂的後果。如今得到了相對的媒體自由,他們更自我標榜為不顧一切報道真相的勇者,儘管當初國陣政府統治時他們十分窩囊,根本無力招架當權者的審查和控制。

我不怪他們,而且同情這些記者的處境。我也曾經在《星洲》工作和寫文章,也曾不自覺陷入中文報館的迴聲室;我慶幸自己及早離開那裡。說實在的,記者這行業吃力不討好,如果沒有理想驅使,大好前途的年輕人也寧願不做這行,去賣保險都好過;一般人才不如此虧待自己!就算報道水準欠佳,也應該視為能力上的問題,或是把關機制失效。但我絕不會指控他們吃狗糧。那是很嚴重的指控。

華社與中文報章長期對峙的後果是,許多本來充滿理想的青年記者變得厭惡這個討厭他們的華社,甚至滋生敵意。加上很多記者本來就是在華社同溫層裡長大的理想主義者,對國家的全貌不太理解,也對政黨的各種取捨和政治考量感到不解和反感。於是,509大選後僅管媒體恢復了某程度的新聞自由,記者不再活在新聞審查的壓力下,許多長期對希盟政黨以及他們眼中的「暴民」感到不滿的記者編輯卻沒有因此感激新聞自由的到來,反而譏笑那些把希望寄託在選票的選民。在他們眼裡,情況是一直很討厭記者不願接受「真相」的愚民不理智地投了票給不那麼完美的政黨聯盟,他們勢必要這些民眾發現原來希盟不過是愚弄大眾的「另一個國陣」。儘管希盟給了媒體新聞自由,但《星洲》等中文報章絕不會承認他們過去遭到審查和自我審查的歷史,他們假裝自己一直都是真相的代言人,繼續毫不留情地批評如今入主布城的希盟。

(我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必須指出,不是所有記者都認為大眾都是暴民,509前夕也有很多記者發言反對投廢票。)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不是壞事。我們此刻亟需能監督政府的媒體,而批評媒體的過去無濟於事。但對政府心懷怨恨的中文報界和一群變得厭世的記者,恐怕將在華社對自己作為少數族群的局面心灰意冷之際進一步推動華社變得犬儒和被動,使我們放棄鬥爭。而當記者視民眾為一群臉孔模糊的不理智暴民,那自會加劇中文報章與民眾的脫節,令我國更難以建立有公信力的中文主流媒體;一個缺乏任何有公信力聲音的社會,將導致各個群體更加活在不同的真相中,這不是好事。君不見在美國,右派保守派長期不信任被視為左傾並偏幫社會菁英的主流媒體(福斯新聞除外),他們更寧願相信網上傳言。這種對建制的長期不信任導致他們投票給反建制的特朗普,而特朗普當選總統後更宣稱媒體都是假新聞,令支持者進一步活在自己的真相裡,造成美國社會進一步分裂。

回到梁文道的文章

我們將要看到一種香港史上從未見過的情況,幾乎有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吃過催淚瓦斯,或者至少對抗過警方。他們將來對於這個合法武裝集團會有什麼態度?他們中間有誰好意思說自己想要加入警察,而不怕被同伴藐視?中央政府更加在意的,則恐怕是這一代年輕香港人未來對於整個體制的看法。這一切該如何收拾善後?

如果一整代大馬華社年輕人認為主流媒體已經不值得拯救,不好意思說自己想要成為記者,我們如何建立一個健康多元的媒體環境?很遺憾地,我不見主流媒體如《星洲》用行動證明自己值得信賴尊重,新聞素質反而越來越惡劣。那不只是主流媒體的損失,也是社會的損失。

毫無疑問,民眾沒義務相信主流媒體,尤其是當媒體為了追求點擊率不負責任地煽情報道。大馬中文報章的報導水平常讓我覺得不看新聞還好過看新聞。是的,中文報章曾經遭到當權者的打壓,但被人唾棄只是因為無可奈何的局面嗎?尤其是509後,民眾理應沒理由繼續生氣中文報章,但《星洲》等還是不斷製造給人罵的理由。與其繼續怪罪臉書怪罪民眾不理智,館方和記者編輯也實在應該自我檢討。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鼓勵任何人無條件相信主流媒體,也不建議任何人只看某份報紙,大家應該掌握媒體識讀力,用挑剔的眼光看待新聞,學會自行判斷報道可取和不可取之處,並從多角度攝取資訊。但我們必須明白,在市場決定一切的時代,媒體素質某程度上反映了讀者素質;如果我們要優質媒體,就得培養賞識優質內容的能力,不管該內容來自主流媒體或新媒體

我們都可以做得更好,但現實是國陣下台後,我們依然在收拾殘局。因為媒體長期遭到箝制,人民已不再相信主流媒體,而當時作為反對黨的行動黨和其支持者也一直呼籲人們唾棄中文報章,導致希盟政府與中文報章的雇員關係惡劣。如今國陣已經下台,但華社與中文報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恢復信任,就如大馬各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恢復信任。可悲的是,當華社與馬來社會相互猜疑,當大家為了扎基爾爪夷書法教學等課題鬧得不可開交,中文報章與華社的關係破裂不過是我國整個困境中不起眼的一個小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