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體和非主流媒體

這些年來,不少人吹棒所謂「新媒體」、「網媒」、「非主流媒體」,也有些人捍衛所謂「傳統」、「主流」媒體甚至紙媒的價值觀,非得幻想成一場大衛對壘歌利亞之役不可。

其實,甚麼是主流媒體、甚麼又是非主流呢?若「網媒」是非主流,那請問它非主流在哪裡?依很多人定義,《紐約時報》《衛報》揭發政府罪行、自由派主張強烈、擁有網站的老牌媒體想必就是「非主流」媒體了。如此般的語義讓人覺得,「新」媒體即將取代舊時代,而趁早站在「非主流」的一邊是他們的遠見。同時「傳統」媒體也給予優良傳統為榮、或者過時的不同印象。

我不禁聯想到「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還會不會有「最新發展式後現代主義」呢?現代主義認為自身是avant-garde,是正確而且即將取代舊社會的合理趨勢。反之,後現代主義認為沒有所謂真正的「進步」。只有對應不同時代和環境的產物。

本地一些著名、被認為是「非主流」或「新媒體」的新聞網站,媒介是網絡外,也遵守和紙媒一樣的新聞價值,如實事求是,儘管社評有立場,但報導上保持中立。將這些新聞網站和某些宣傳性質的社交網站page歸類在一起,是一種莫大的侮辱。

還是看看美國老牌媒體《紐約時報》吧。它是主流媒體嗎?我想沒人會否認。然而單看媒介,《紐時》的前衛令任何網絡、新興媒體都望塵莫及。谷歌眼鏡未進入主流市場,《紐時》就率先開發了該平台的應用程式。至於網站、電子報,《紐時》在用戶體驗上也遙遙領先,每一個平台都一樣用心,絕非有了就好。

我並非說媒體要做得好,就一定要靠媒介。《紐時》若非大膽、細心、有深度的新聞,也不會保留西方讀者權威消息來源之一的地位,不管網上或紙上。

網絡只是媒介,不是媒體。不管甚麼媒體在那裡都可以有一席之地。而報章要問自己:「讀者為何還需要我們?」答:自然是我們能做得比別人更好的地方。硬硬要在錯的方面競爭,只會成為專注於自身優勢的絆腳石。

讓偉人性向獲承認

在2萬多人請願下,英國自民黨成員遞交了一項法案,要求追授因同性戀被定罪的數學家艾倫‧圖靈(Alan Turing)死後「赦免」狀。圖靈二戰時協助破解納粹密碼,被認為令二戰縮短了2年,避免了成千上萬人命犧牲。他也創下電腦科技的基礎,被稱為「電腦之父」。然而,圖靈因為性向而被判處化學閹割,強迫注射女性荷爾蒙導致變性,被認為因此服毒自殺。

儘管聲援圖靈的人們或為有望「平反」而高興,但「赦免」這個字眼明顯很不妥,何況歷史上有約4萬9千名同志在同一條法律下被定罪,包括大文豪王爾德。不管圖靈有多大貢獻,創下特例赦免一人並不合理。承認對圖靈造成傷害的同時,當局一個判決都不應該改,就如英國政府曾經的立場那樣,他是根據當時(不完善)的法律被定罪。就讓歷史上的錯誤永遠作為錯誤去銘記吧,不以一個象徵式的“赦免”就拋下了歷史包袱。

我贊成《觀察家報》時評的提議,即當局應把圖靈等同性戀者的貢獻以及面對的不公寫進教材,在校園為同性戀社群樹立回正面形象,阻止針對他們的校園暴力,讓在歧視的環境中長大的他們抬得起頭。

當下的媒體倫理不鼓勵新聞報導提及當事人性別性向種族等,認為無謂強調只會加劇讀者刻板印象。可是我認為(至少在保守的社會)確實有必要去更公開承認同性戀者(或女性)的貢獻,直到社會對各方一視同仁。我們必須(先)讓大家站在同樣的起跑點上。

至少當下,我們有必要提醒人們,跟異性戀者一樣,同樣有不少同志為人類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亞歷山大大帝、古典經驗論創始人培根、文豪普魯斯特、藝術家米開朗基羅、冰島總理西於爾扎多蒂,這些人的成就來自他們的成長過程和努力,不能因性取向肆意抹殺。

學者諾爾頓一針見血地說,人們若聲稱一個人的性向(或性別)同他們的成就無關而沒必要提及,那他們應該認識到,社會一直以來都受惠於同性戀者的貢獻,但為了否認他們是同志,不惜施壓、威脅、殺害。圖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個城市的精神

倫敦早前發生疑似恐襲血案,而兩子之母肯尼特與持刀兇徒理論的英勇事蹟成了佳話,英國媒體也紛紛指出倫敦人臨危不亂的表現,市長約翰森豎大拇指稱讚:「這就是倫敦精神。」

二戰倫敦大轟炸(The Blitz)時就出現了「Blitz Spirit」一詞,形容倫敦人面對外來者襲擊時仍捍衛自己生活及價值觀、共同對抗敵人的堅忍形象。往後的一些災難中,如七七爆炸案及近期的血案,英媒都傾於放大各種感人的片段,聲稱倫敦人再次堅定地抵抗了敵人。

當然,類似的論調在任何國家都可以聽得見,早前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時就有不少政治人物及民眾在盛讚波士頓人的精神。

我們都該表揚勇敢、善良、堅強的人,他們是社會的強心劑,尤其是面臨悲痛時。不過,社會十分多元、複雜,在全球最多移民的城市之一倫敦更是如此,一昧簡單煽情地敘事,用一種精神形容並不完全妥當。二戰倫敦大轟炸時確實有很多倫敦人在堅守自己的原則,但戰爭中倫敦的罪案也飆升了57%,社會各個階級幾近分裂。在今次的血案中,別管甚麼「你一個人在對抗所有人」,血案中的兇徒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倫敦人,他的不滿是在倫敦某個角落滋長的。

在血案中發揮了「倫敦精神」的肯尼特,本來也是外來移民:她的出生地是法國。

過於單一的論調容易讓有心人賦上危險的意義:「他們」(伊斯蘭極端分子等,不管是不是來自國內)在針對「我們」倫敦人。政治人物尤其清楚如何以這種論調獲得利益,美國前總統布什在倫敦七七爆炸事件後就公開向倫敦表示,「經歷納粹轟炸(Nazi Blitz)並存活下來的城市,不會向暴徒及殺人犯低頭」。他當時正為美國在中東的戰役尋求更廣泛的國際支持。

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隨著這樣的論調由政府深入民間。

是的,我們需要正面團結的「社會精神」。社會理應盛譽那些體現良好精神的人,也讓所有人知道:這是良好公民的榜樣、應有的精神。不過,我們也必須知曉真相的複雜及多面,看見同時存在的問題,著手解決並從摩擦及傷痛中吸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