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投廢票,也是為更好的選擇

有些人說,任何人都有權利投票,或不投票給任何政黨。這沒錯。

同樣地,一個人要怎樣花自己的錢,是他的權利。但若有理財專家誤人子弟說:花錢是你的權利,聰明人都充分利用權利,不追隨羊群,把終身儲蓄花個清光吧!他有言論自由,但這言論不太負責任。別人有權揮霍,我們也有權強調節儉重要。我們更有權說:你有權揮霍,但被迫跟周圍的人借錢,就不只關於個人權利了。

沒錯,在健康的民主社會,投廢票是個人權利。但在大家爭取到兩線制前,連公平選舉的權利都還沒爭取到前,我們就放棄了自己和別人選擇的權利,這跟錢還沒賺回來就先花掉有什麼差別?

迄今廢票爭議中有很多不文明對話,雖然雙方有權罵對方蠢,但毫無建設並讓人反感。不管怎樣,雙方充分利用了言論自由,而不贊成投廢票的我,也看了不少對方論點。但我還沒看到有人有說服力地解釋,投廢票除了表達不爽,還有什麼好處?

我們說,投廢票是為了傳達訊息,給希盟教訓。可是希盟如果接下來五年不入主布城,國陣更加不擔心失勢,希盟不過是繼續做反對聯盟,受罪的還是我們。為了保住權力,國陣政府繼續削減我們的言論自由,繼續對付對執政黨不利的人,繼續操弄宗教議題,繼續讓我國從未曾脫離國陣統治的偽民主國家發展成神權國家。很快我們就會從沒有好的選擇變成沒權選擇。

2018年,國陣如往常一樣贏了,繼續掌政五年,希盟得到教訓。接下來五年,讀幼兒園的小孩上了小學,中五少年讀完大學進入職場,一八年還沒結婚的生了不止一個孩子,房價已翻倍,華小逐漸成為歷史,1MDB早已被遺忘。在這五年前就已嚴重的伊斯蘭化,現在逐步取代民主制度。華社在政治裡已完全沒有份量。希盟2018年慘敗後,五年內拿出無限誠意,但沒有權力都不能阻止這一切。

這是危言聳聽嗎?也許。但我講的哪一項五年內不太可能發生?

同時,希盟失去入主布城的機會,得到教訓 —— 雖然這機會本來就極低,他們也未必領教。於是他們不用從執政經驗中學習,不用接受執政黨所面對的監督,只為反而反,不負責任地搞民粹主義。我們如果要他們成長,而不只是得到教訓,就給他們一次機會。我們獨立以來沒換過政府,這時如果我們先放棄,就像有個兒子,他從小到大沒機會步出家門。五年後,我們要求他走出家門就成為人才。他不能。我們說:我很失望,你滾回房間,成才了才準出來。我努力生多個孩子,取名為第三勢力,五年後看他會不會比你更好。

話說,第三勢力早就存在啦!它叫做伊斯蘭黨,據說大受歡迎,會是今次大選造王者呢!到時它會和巫統還是希盟合作?真是意想不到呢。

說真的,希望聯盟不跟老馬合作可能打敗巫統嗎?我們渴望新鮮臉孔,但要說服廣泛馬來社會支持巫統外的政黨還需要舊面孔。我贊同社會主義黨所言,反對聯盟錯了,過去幾十年不曾討好鄉下草根選民,所以被迫跟老馬合作。可是,希盟如果討好了鄉下草根選民,所以不用跟老馬合作,華社又會批評希盟向馬來保守勢力妥協,到頭來不也一堆華人投廢票?

自從2013年起,華人選票對國陣而言已是一去不返,所以國陣敢敢操弄宗教和種族議題。納吉象徵性說投廢票不利於民主,以撇清跟廢票聯盟的關係。但對國陣來說,華人投廢票總比投票給希望聯盟好一百倍。那是目前他們能指望的最好結果。說到底我們是少數,不可能有原則上滿足我們同時又得到權力為我們帶來改變的政治聯盟。今天認清這個政治現實,以後至少不會更失望。

我想很多人低估在華社外國陣多受歡迎,眼見同溫層都討厭國陣,我們一小撮人教訓下希盟,不過是讓希盟不贏得太順利。但在鄉下選民眼裡,巫統是唯一來自草根關心草根的黨。巫統的新經濟政策對非土著不利,但對龐大的鄉下社會來說是扶貧政策。國陣政府常不尊重人民自由不在乎族群平等,但多數人不敢想像改朝換代的後果。

在這局面下,就真的只有我們會為我們的利益投票了。鄉下選民才不在乎我們擔心的宗教問題,最好讓宗教人士管那些不道德的城市人和青年。唯一能說服多數人改朝換代不可怕大馬不一定要由巫統治理的方法,就是先改朝換代一次。而要說服他們改朝換代,就免不了利用舊臉孔,這不是算舊帳的時候。切記政治裡永恆的真理:唯有爭取到權力,才能實現改變。友人曾慶亮一針見血:我們連真正的民主制度都沒落實,怎麼先在教訓反對黨,好像我們實現了民主那樣?他還說,改朝換代不因為討厭巫統,也不為肯定希望聯盟,是為了巫統和希望聯盟都更好。沒錯!難道我們不想要更好的選擇嗎?

臉書和媒體的畸戀

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很多美國左派把矛頭指向科技企業,尤其是臉書。

他們說,臉書促進假新聞散播,通過演算法讓使用者只看到自己認同的內容(也就是所謂回音室效應),還打破媒體的飯碗,大幅拉低網上廣告收費。同時人們越來越依賴臉書讀新聞,所讀內容也只因朋友分享或標題誘人,不只降低讀者對媒體品牌的忠誠,也使騙點擊率的文章叢生,讓新聞廉價質量差勁。

我覺得臉書很大程度上是代罪羔羊。美國左派因厭惡的人選上台就以假新聞和仇恨言論為由呼籲科技企業管制輿論,也是讓人無言的發展。社會早有分裂,而人們分享內容不在乎真相、愛看認同自己立場的內容多於反對聲音,這是人性,臉書演算法不過是潤滑劑。跟很多科技企業如谷歌一樣,臉書不能決定二十億名使用者怎樣用它的產品,出於商業考量和言論自由的原則,也不大願意去管制。

何況,如果沒有臉書,虛假資訊會根除嗎?不會。WhatsApp等聊天平台上各種虛假資訊散播得比在臉書更猖獗,也更難制止;就算沒有電腦手機,我每天在辦公室都聽到同事頭頭是道講一堆我知道是錯的資訊,或散播陰謀論。這比在手機螢幕上更糟,當熟人當面跟我們說這些東西,我們自然相信他,不覺得他騙人。他也不過是人云亦云,或忍不住加油添醋。

但不管臉書是不是應得這些批評,人們對社交媒體的看法跟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已經很不一樣。記得阿拉伯之春嗎?那時我們以為,社交媒體會讓善良的人團結起來推倒高牆。到了2018年,社交媒體成了民粹沃土,在緬甸它充斥著反穆斯林言論,在柬埔寨它是獨裁者對付異議者的利器,在美國它是特朗普恫言轟炸朝鮮的麥克風。人們普遍對社交媒體厭倦和反感,覺得它對社會有害無益。臉書就算不流失活躍用戶,名聲也已經惡劣;人們怎樣都會覺得它對當下社會各種問題有一部分責任。

在這背景下,臉書創辦人扎克伯格年頭宣布,他今年決心修補臉書的問題,「我希望我孩子長大後,會覺得爸爸做的對世界有益」。扎克伯格說,臉書會減少人們在臉書上看到的品牌內容、新聞和廣告,優先顯示親友的貼文,特別是引起很多互動的貼文;這次改變後,人們可能會花較少時間在臉書上,但扎克伯格希望我們花在臉書上的時間因此更有價值。

「互動」容易讓人聯想到正面互動。某朋友在臉書曬寶寶照片,眾人紛紛留言「好可愛喔長得像媽媽」,因為留言多,臉書演算法會確保我先看到這寶寶的照片。聽起來不錯吧?但假設朋友在臉書寫一則政治評論,下面幾百人對罵呢?這也是互動。此外臉書減少新聞內容在動態消息中的份量,也無助於減少虛假資訊。虛假資訊通常都是由親友分享,而且動態消息中真新聞比例少了,反而更難比較真偽呢。

雖然如此,對我 — 一個普通人 — 臉書所承諾的改變會讓它較有吸引力。臉書是跟朋友交流的平台,我沒興趣在那看到一大堆廣告和政治新聞。要看新聞閱報就好啊,也不想看到一堆親友在新聞帖子下發表讓人不愉快的意見,或看到親友like了自己無法苟同的東西,又礙於情面不能糾正對方,結果大家都對周圍人人越來越有意見。難怪不少民調顯示新世代越來越少用臉書,他們較鍾情於臉書旗下另一個產品Instagram。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Instagram上不能分享網站連結,也就很少會有人在那裡分享新聞內容,不讓人神經緊張。

臉書此舉或許能滿足一般使用者,卻令媒體不安和憤怒。他們說,正是臉書破壞了媒體生態,讓新聞業在新秩序中被迫依賴臉書;現在臉書卻對媒體說「我不那麼需要你們」,好比耗盡別人青春後把對方拋下不管。猶記臉書去年說,以後臉書的演算法會重視視頻內容!媒體紛紛下重本製造更多視頻,有些網絡媒體還乾脆放棄文字內容專心生產視頻。如今臉書確認新演算不那麼注重視頻,對全面投資於視頻的媒體是很大打擊,很多除了臉書沒有其他平台的網絡媒體甚至會面對淘汰。即使有自己網站的媒體,流量也主要來自臉書和谷歌,如果斷絕來自臉書的流量,很多網站的流量就少得可憐。

當點擊率能直接轉換成廣告費,流量當然重要。但就像The Verge記者Casey Newton說的,很多媒體自以爲有讀者,其實只有流量;現在臉書要揭曉誰有讀者,誰只有流量了。靠標題騙人點擊的劣質媒體就有流量沒讀者;讀者甚至不記得這些媒體存在。路透社數位新聞研究報告就曾指出,如果問「你用社交媒體閱讀新聞時,會注意到新聞內容提供者的品牌嗎?」,只有不到半數受訪者注意到新聞來源。即使在網絡時代,建立品牌信譽只能靠老方法,那就是生產非凡內容鶴立雞群。

我最喜歡《大西洋》月刊寫的,媒體長期厭惡臉書和谷歌破壞他們的飯碗,卻依賴它們所帶來的讀者流量。近期反科技浪潮崛起,媒體也釋放壓抑多年的的敵意。如今扎克伯格強迫媒體接受現實,即臉書不會成為新聞業在網絡時代的救星。媒體早知道這點,但一直不肯承受分手之痛,與其批評扎克伯格,他們應該謝謝他幫助終結畸戀才對呢。

與此同時,扎克伯格上面就承認,臉書這次改變可能令人較少用它,何況減少品牌內容和新聞意味著減少收入來源。換句話說,不論臉書還是媒體短期內都不會好受。但就像醞釀已久的分手,陣痛期後雙方往往因這段經歷而成長。臉書必須學會放慢腳步,不再快速突破除舊立新(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 扎克伯格的舊口號),對自己的龐大能力負責任。媒體也必須擺脫對點擊率的追求,恢復生產有水準內容,鞏固自身的公信力和品牌價值。

你能影響的事情

記得2014年嗎?那年發生了一系列空難,人人都怕坐飛機。

但觀感不反映真相。數據證明,飛機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失事率只有1200,000分之一。去年死於商業民航空難的人數是零。就算飛機出事,飛機也有提供救生衣等安全措施,存活機率其實超過一半。

相比下,我國每天發生上千次交通意外,每天約18人死於車禍。根據世衛組織去年資料,每4378名大馬人中有一人死於車禍,一個大馬人死於車禍的機率是0.023%。說真的,這不至於需要讓任何人不敢開車或過馬路,一個人死於車禍的機率超級超級低。但開車絕對比坐飛機危險。

為什麼我們怕航空意外多過怕開車?另外,青少年以外,幾乎所有人都是死於心臟病、癌症等健康問題。為什麼我們擔心自己或別人給車撞死,卻不怕因為健康問題英年早逝?

哈佛大學風險認知專家大衛·洛佩克(David Ropeik)解釋,我們害怕自己無法控制的事情,就算那控制只是錯覺。例如小明開車技術很爛,他死於車禍的風險大過坐飛機五千倍(這不是誇大的數目)。但小明還是會覺得,自己開車怎樣都比別人開飛機安全,因為「這輛車是我在開」。這種控制的錯覺不只適用於開車 —— 人都傾向於高估自己各種行為和決定的正面影響力,而忽略了生活中幾乎所有事情都是意外,因此迷信控制。特別當我們回顧過去,都會不知不覺把好事歸咎於自己的英明決策,壞事都是「沒有足夠控制情況」的後果。

洛佩克還說,空難雖然比汽車意外罕見得多,但每次發生都死較多人,所以惹人注目,讓人印象深刻。但車禍雖然普遍,一個人死於車禍的機率還是低於0.1。在先進社會,從機率上來看,幾乎所有人都是死於可防範的健康問題。然而多數人謹慎開車,卻不小心對待身子。越是在我們控制範圍內的事情,殺死我們的風險就越大,我們卻也越不怕不擔心。

人腦能力上還停留在「獅子來了,跑!」的階段,不適應日益複雜的世界,不能憑概率去判斷,依賴觀感和直覺,看事非黑即白。我想到很多人都很怕IS,希望政府傾國之力防範恐襲。但風險有分輕重,一個人死於恐襲的機率是20,000,000分之一(如果我剛好在錯的一瞬間站在錯的地方,那真是億萬分不幸),相比下每天這麼多人死於車禍,為什麼政府不禁車呢?政府再多防範都好,都不、可、能、徹底防範恐襲,尤其是小規模獨狼式恐襲。如果目的是讓大家平安,去消滅比恐襲常見萬倍的犯罪,例如殺人打劫強姦人口販賣大耳窿,又或者防範水災土崩火災等某程度上能防範的災害,絕對比傾國之力防範恐襲有用。

由此可見,恐襲車禍空難這些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概率不到0.1%。我們卻讓這些擔憂主宰自己和別人的生活。除了機率極低,這些事也不在我們控制範圍內。與此同時,有些事如國家經濟「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機率就如魚碰水的機率一樣,但我們平時也改變不了什麼,只好在惡劣環境下辛勤改善處境。

抱怨經濟不好有用嗎?有,我們可以發洩,沒話題時也可以搬出來講。但套用據說是柏拉圖說的話:世上有兩種事不值得生氣,一是我們能改變的事情,二是我們不能改變的事情。大選將至,大家識do啦。

很多事情不完全在我們影響範圍內,但我們也不是沒得選。這些選擇不可能十全十美。小明可以選住郊外,那裏房子大而便宜,環境寧靜但工作機會有限。小明也可以住市區,那裏房價超貴環境嘈雜,但他在銀行當經理,住的地方靠近車站。兩邊都有得有失,小明必須想想自己在乎什麼。

小明也別忘了,原地踏步亦是個選項,不會因為兩邊都不選,就避開了做決定的後果。很多時候,不選就等於讓別人幫你選,別人才不為你好呢。政治裡不投票就是把自己排除在大局外。別想過幾年能東山再起回歸大局 —— 不好意思,你早是局外人了,出局容易入局難,活該。

隨著我見識稍微廣泛,我更相信萬物本質混沌,沒有誰能絕對控制任何事情 —— 但我們可以做各種決定,影響事態發展。認清自己的能力範圍,就更清楚下一步要怎麼做。

但不論媒體或互聯網,它們都愛渲染我們影響範圍外的事情。越是在我們影響範圍外的事情,就越容易引起憤怒驚訝羨慕妒忌等強烈感情。某人中彩票,錢都捐給老人院!恐怖份子殺死五十人,手法殘暴!某官員講了超白目的話!美國選狂人當總統!隕石剛好打中他的頭,頭盔救了他一命!這類新聞很有娛樂效果有時像恐怖片,但它們能提供的價值就只這麼多。當我們只注意極端事件,對日常中各種我們能主宰的細節視而不見,就只能處於被動,覺得無力世界很亂。

因此我們不妨問問自己,媒體是為什麼?如果你問媒體人,我們肯定會說,是為了讓你知道你應該知道的資訊。但理想跟現實有差。很多人看報紙或上網都只看一大堆垃圾新聞,看了很開心很擔心很生氣,然後?我們「知道」了,有沒有做出好的決定?有些決定如我們下次要投給哪個黨,大家早心知肚明,需要每天關注消息知道部長今天又講什麼白目的話,彷彿對前任念念不忘,明知不會複合,卻忍不住讀他臉書每一個status,犯賤了還不開心?如果你閱報看電視是因為很悶需要一些刺激,fine,有求有供。但與其媒體每天報道政壇上老調重彈,或某青年砍死老婆婆,我更希望它能讓我們長知識,讓我們理解世界怎樣運作,讓我們做明智的決定,而它絕對能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