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的世界

世界無比荒謬。人人都能當美國總統,恐怖組織自立為國,政壇發生各種不可思議的結盟,什麼荒唐的事情都有可能。

既然這些事情這麼荒謬,我們就不可能明白它們。於是我們拒絕正視問題,放棄理解經過,情況也不會解決。但再荒謬的事情,背後都有一連串因果和邏輯。所謂荒謬不可理喻,往往是因為我們缺乏相關知識或不夠用心了解,使我們把事情想得太簡單,看不見當中各種因果。於是當事情違背了我們的想像,我們就認為它荒誕無比!

聰明的讀者,你肯定聽過意外效應法則。世界太複雜,任何舉措都會造成反效果。萬事都涉及錯綜複雜百萬種因素,很少有單純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的邏輯讓我們以為,只要有決心,只要手段強硬,一切都可以簡單解決,於是當問題沒解決,我們只會加大力度加強決心,重複做同樣事情,繼續期待會有不同結果,失敗了就怪他人不配合。當專家建議跟我們的直覺有衝突,我們就懷疑專家耍太極,但真相是:就算是表面上很簡單的事情也往往比我們想像中複雜。

例如沖水馬桶。看起來很簡單,但你真的懂它怎麼操作嗎?

斯蒂文·斯洛曼與菲利普·費恩巴赫在《知識的錯覺》一書中敘述了耶魯大學一項實驗:研究者讓受訪對象根據自己對馬桶、打火機等日常用品的理解程度評分。毫不意外,大家都自信滿滿給自己打較高分數。接下來,受訪者被要求詳細解釋這些物件的運行方式,並再次給自己的理解程度打分,很顯然,實驗暴露了受訪者的無知,他們這次都給自己打了比之前低的分數。斯洛曼與費恩巴赫把這現象稱為理解深度錯覺,他們寫道,一旦我們被要求對某件表面上看似簡單的事情給出解釋,往往就支支吾吾,發現原來自己懂得不如想像中多。

我不得不說,就連專業評論員也容易陷入這種錯覺。如有仁兄曾長篇大論批評廢除死刑,他的理由是供養罪犯需要花很多錢,假設這位專業評論員在下筆前被人問到,能不能具體解釋,把囚犯丟進監獄裡養怎樣比處死他花更多錢?也許他就會發現,他根本就不理解這個課題,複雜的真相違背了他過於簡單的想像。他會因此找到更切實的理據來說服眾人,而不是假設自己想像正確。說真的,我也常常功課做得不夠,身為面向公眾寫作的人,我希望我們都能謹慎一些多讀一些,那樣才能有更好的作品。

在如此複雜的世界,媒體人如果真心要傳達資訊啟迪民智,就應該深入簡出地幫讀者理解新聞。但為了吸引讀者,我們強調事情有多荒謬,煽動讀者情緒,而不是深入分析事情來龍去脈。媒體也偏愛報道離奇新聞,所謂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當我們對世界的印象來自煽情報道,讀者自然覺得,世界越來越奇怪,每天都有人咬狗!

就算是人咬狗,或是有人砍死了五十條狗,他動機也是有跡可循,不是荒謬可以解釋。奧姆真理教信徒發動沙林毒氣事件後,村上春樹訪問了多位信徒,寫下《約束的場所》,他發現奧姆真理教徒與一般人無異,較多是普通上班族、家庭主婦,而釋放沙林毒氣的信徒包括受高等教育、理應不容易被邪教蠱惑的專業人士。我又想起大西洋月刊在《ISIS到底要什麼?》一文中寫道,ISIS有一套完整和頗有說服力的政治藍圖,絕非只想殺人的變態。作者伍德訪問ISIS支持者後感慨道:

如果他們只是口沫橫飛的瘋子,我可以斷言他們將自我毀滅 ⋯⋯ 但這些人言論精闢,使我彷彿置身於高水平學術交流。我甚至有些享受與他們相處,這讓我不寒而慄。

從希特勒私人秘書飛機師等人的自傳可以看見,希特勒私下非常懂得關照他人,很和藹可親,電影《帝國的毀滅》就描繪了希特勒平易近人的一面。他的惡行在當時可是得到大多德國人民支持。如果我們在現實中認識他,我們說不定會覺得他是好人,直到他犯下不可寬恕的罪行,如果那時我們是譴責不是喝采。當我看見溫文爾雅的人大贊杜特爾特有種,無視杜特爾特以反毒為名濫殺無辜,當我看到不少自詡開明的華人說紐西蘭白人恐怖份子的行為是對伊斯蘭恐怖主義「遲早」的「反擊」,當我看見虔誠的穆斯林朋友為汶萊蘇丹宣布同性戀者可被處死的行為背書,我很心寒。相比之下,希特勒的惡真是那麼變態和不可理喻嗎?

也許魔鬼本質上跟我們沒什麼不同,只是陷入了思考盲點,有了扭曲的正義感。充滿正義感的我們,以為宇宙也在乎公義,以為它會按照我們要的方法走,以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宇宙本無情,好人死得不明不白,壞人作威作福。當然,公平正義還是存在於我們心中。但誰的公平才公平?誰的正義才是公義?我們總期待一切會照著我們個人或群體的價值觀前進,忽略了這個社會有各式各樣的價值觀和主張。當世界不聽我們使喚,我們大呼:世界越來越荒謬了!於是我們渴望一個強硬領袖站出來,消滅荒謬的一切,讓世界恢復非黑即白的簡單。

新世代,真的不一樣?

約兩千四百年前,亞理斯多德抱怨,年輕人「自以為什麼都懂,而且信心滿滿」。柏拉圖則憂心忡忡地說,新世代「不值得繼承他們父親留下的世界」,因為一旦新世代成為社會棟樑,社會將忽視音樂和體操,變得沒有文化。

這種論調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因為有些事情恆古不變。遠在東方,孔子曰,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但關於年輕人的墮落,我最喜歡的,還是公元前20年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的這段:

我們的父親的時代比我們祖父的時代更差,我們的時代比我們父親的時代更差。很自然,我們給世界留下的後代,會比我們更腐敗。

多年來,我出席過不少會議,討論如何向新世代銷售產品,彷彿人口眾多、來自不同成長環境、想法和喜好都很多元的九零後零零後可以用同一種口味和生活習慣來概括。會議很快演變成一堆中年人在互相取暖,抱怨新世代多叛逆不成熟自以為是 ⋯⋯ 而會議上的年輕面孔礙於上司在發言,都不方便插嘴。

到最後,抱怨完了,大家還是不得不去猜測年輕人到底要什麼,最後提出的方案不就是聘請網紅、搞一點據說能吸引年輕人自拍的噱頭、加一大堆科技元素?網紅、沈迷於科技、愛自拍,說白了都是中年人對年輕人的刻板印象。

為什麼年輕人這麼糟糕,商家卻急著要賺他們的錢?

發達國家有 80% 財富集中在老年人手裡。新世代前途茫茫,恐怕一輩子必須用過半薪水供房。但,年輕人尚未組建家庭,經濟負擔較少,有些有父母財務支持,口袋裡有閒錢,又有拍拖的閒情,商家當然虎視眈眈。

更關鍵的是,一個品牌只要抓住年輕人的心,就能換來一代人數十年的忠誠消費,不怕變夕陽行業。君不見品牌紛紛努力塑造叛逆形象?就算他們的顧客群來自各種年齡層,最值得砸錢投資的客戶永遠是最年輕那群。去年耐克選用受爭議球員卡帕歷克當品牌代言人,在美國冒犯了很多保守派長輩,結果耐克銷售量上升了整整31%,股價也上漲了36%,全因引起了美國新世代的共鳴。年輕人消費能力遠不如陷入中年危機的大叔,但有文化影響力,特別是當涉及新東西,年輕人更能決定你品牌的走向。

我堅信你越是對一群人有偏見,越不可能做他們生意。以媒體為例,我整天聽人說年輕人沒耐性閱讀,做給他們的內容最好包裝成懶人包視頻。但真的是那樣嗎?還是任何年齡的人都沒多少耐性?我又常聽說,視頻不能長過十秒鐘,否則年輕人不會耐心看完。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年輕人只看十秒鐘就不看了?那是因為你的內容很爛,爛到不值得別人浪費生命啊!

然而很多銷售只會怪新世代反復無常喜新厭舊,那樣他們就無需反省。當他們心目中的年輕人都膚淺、缺乏耐性、尋求刺激,他們卻又急於討好新世代,那做出來的內容,就註定了是膚淺、沒有內涵、純粹娛樂,他們就變成了自己鄙視的模樣。

聽年長者對後生仔的描述,彷彿新世代是前所未有的劣質新物種。雇主總是宣稱,千禧世代特別受不住氣愛跳槽,然而我要指出美國勞動統計局去年公布的一系列調查成果:美國年輕人跳槽的頻率跟他們父母年輕時沒差;今日青年平均在職時間是2.8年,跟1983年年輕人的平均在職時間一樣。《Slate》則引述皮尤民調報道,多達81%美國千禧世代認為「一段好的婚姻很重要」,這比率跟他們的父母輩一樣;區區20%美國千禧世代認為「糾正社會議題」是人生重要目標,這比率也跟之前的X世代一樣,顯示千禧世代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正義魔人。

又或者引述媒體形容安永去年年底一項調查時的說法:「買房、結婚、在郊區置產,千禧世代的作風跟他們父母沒差」。

不然你們以為有幾不一樣?年輕的九零後零零後,跟上幾代人年輕時沒差。猶記長輩都擔心,當草莓世代成為社會棟樑,世界就要完蛋了。結果現在千禧世代成了職場上的主力,我們都沒察覺世界有什麼不同,身邊一切還是運作得好好的,對吧?

很多人說年輕人幼稚,彷彿自己不曾年少輕狂。大家都是跌跌撞撞走過來,也不是人人都從經驗中汲取了教訓。若倚老賣老以為自己吃鹽多過吃米,拒絕活到老學到老,就難免故步自封。何況有些長輩老氣橫秋,行為卻不比青少年成熟,生意和生活都一大堆問題,還好意思怪年輕人沒大沒小,這跟那些扮虔誠卻控制不住慾望還怪女人穿得太性感的虛偽宗教人士是一樣貨色。

人啊,都愛自己年輕時的叛逆符號,討厭新世代不聽話。大叔說,人都會老,小毛頭有朝一日也會變成自己討厭的模樣。但我知道這不是必然。我身邊很多五六十歲的前輩上司和朋友,他們思想開放,樂於討論,能平起平坐地跟幼輩交流意見,而且不介意向年紀更小的人討教。為什麼我以後不能有他們的氣度?

與此同時,我已經不年輕。當我看著眾多有想法、有能力、有志氣的後輩迎頭趕上,我不禁驚呼後生可畏,並覺得世界會越來越好!沒錯,我注定會變老,但我選擇努力不成為傲慢的老頭子。

我們與他們

憑著處女作《訪·嚇》(Get Out)一鳴驚人後,喬登·皮爾的第二部電影《我們》(Us)最近在電影院上映,你可以把它當不錯的驚悚片來看,但它也毫不留情地批判社會,是部很多話要說的電影。我不懂影評,今天只藉這部電影發表一些個人詮釋和感想。

不想看到劇透內容的請止步!


《我們》的劇情臨近尾聲來了個大轉折,女主角阿得萊德殺死長得跟她一樣的複製人「紅」後,回憶起自己黑暗的過去。原來在地面上過著富足生活的阿得萊德才是複製人,她小時為了逃脫暗無天日的地底,把真正的阿得萊德(也就是後來的「紅」)擄走困在地下,自己則逃到地面代替了本來的阿德萊德,上學結婚生子。「紅」則過著怪物一樣的生活,心懷怨恨,最終領導複製人起義,殺死地面上所有的美國人,謀殺正身、奪取地位。

這是個沒有英雄沒有好人的故事,是一部關於我們的電影。阿德萊德固然罪孽深重,但紅也一樣心狠手辣。說到底,她們都只想過上幸福的日子,但在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若不犧牲他人的生活,似乎就不能有幸福。我們的平淡小日子和偉大夢想,不也是因為有人為了五斗米為我們做各種髒累險的工作,才有可能實現的嗎?他們比我們辛勞,卻不大可能過上舒適的日子,而我們之間唯一的差別,往往只是出生環境。我們怎麼能說服自己我值得擁有的一切,並覺得這樣的情況理所當然?

我們身邊一直存在兩個平行世界。猶記2015年我在《第二個大馬》中寫道,

大馬法律不承認難民的地位,讓我們可以更加無愧、無情地剝削他們。我們選擇讓海上的偷渡船自生自滅,以安撫本地人對越來越多外勞湧入的不安,暗地裡卻容許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被轉賣、拐帶到大馬,在油棕園、電子廠、建築工地等看不到的地方過著非人生活,任業主剝削;他們是隱形的,消失了也沒有人知道,因為會有更多個他們前來,面臨同樣的遭遇。

這第二個大馬人口約400至500萬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名字,背後都有令人心酸的故事。我們是時候面對良心,承認她的存在了。

地上的人過著幸福的日子,地下的複製人遭到遺忘。他們有跟我們同樣的靈魂,卻過著徹底不同的生活。複製人舉止詭異,只能發出野獸一樣的聲音,讓觀眾不禁懷疑:它們是人嗎?它們有靈魂嗎?它們像我們一樣思考嗎?它們只會殺人跟手牽手嗎?它們顯然是異類,是敵人,他們跟我們不同!

你們是誰?阿德萊德問紅。紅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是美國人。

我不否認當我看到外勞的言行舉止時,覺得他們陌生跟我們不一樣,甚至不禁鄙視他們缺乏公民意識,如上巴士時推撞其他乘客、隨地吐痰、不尊重女性。但我又必須提醒自己,他們不像我有機會上學,對他們來說文明是種奢侈品,在一個殘酷而無情的世界裡,他們只能思考如何生存。當初我們華人的祖先被賣豬仔南洋時,不也都是粗俗的外勞?我不禁想像,當孟加拉移民開始富裕,會不會也在我國搞泰戈爾文化節,建孟加拉小學,宣揚孟加拉傳統文化?如果有機會受良好教育,他們也可以言行文雅,也可以是詩人、工程師、商人、醫生、政治人物。

It’s us。他們是我們。當我們知道聰明又充滿愛心的阿德萊德是複製人,我們才醒覺:那些像活得像動物一樣的複製人,跟我們沒差。他們也可以過快樂充實的生活,如果出生在我們成長的環境。而紅證明了,我們如果過著跟他們一樣淒慘的生活,我們也會變成野獸。

親愛的讀者,你我可以富足,因為我們把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犧牲上;多虧有女傭,讓職業女性可以勇敢追夢,《大西洋月刊》幾天前如此報道。上個月,《星報》提醒我們,去年每天都有一名尼泊爾外勞死於大馬。的確,社會一直都會需要有人幫我們倒垃圾建房子做沒人要做的工作,不可能人人都做白領。每個人工作能力也不同,雖然我認為一個月薪百萬的總裁不比一個建築工人勤勞和能幹幾千倍,不應該有如此誇張的收入差別。我們甚至未必能實現機會平等,未必能讓每個勤勞又有才華的人都能出人頭地。但如果做不到公平,我們至少要有公義。要讓窮人不至於看個病就被迫負上沈重債務,讓他們在遇上挫折後有機會回到社會工作,讓他們受到跟我們同等的法律待遇,讓他們不至於被社會無視和遺忘。他們不過是想要有尊嚴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