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和大馬聽見神的腳步聲

治國者的使命是傾聽上帝在歷史上走過的腳步聲,趁祂經過時努力抓住祂上衣下擺,跟祂一起前進。

俾斯麥宰相

有犬儒的人會說,這段話是說政治人物須善於投機才能成大事,但是我對俾斯麥的意思有稍微不同的領悟。治國者鮮少可以大刀闊斧地施展理念,就算是有絕對權力的領袖,也只能仔細聆聽主流民意,聽神的腳步聲,順著歷史趨勢走。

就好像一些大馬清流派欣賞的佐科威,在印尼大選中也不得不跟伊斯蘭宗教司合作,來繼續贏得印尼人民的支持。駐雅加達記者文森特.貝文斯在《大西洋月刊》寫道作為總統,佐科威經常招安他的批評者,而不是對抗他們,他經常討好主流選民,而不是推動新的願景。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令鍾萬學入獄那次事件 ⋯⋯ 這段不也在說我國現任政府嗎?讓世俗派支持者失望的是,佐科威當總統後,他的政府一直向保守伊斯蘭主義妥協,非穆斯林LGBT女性等的待遇不只沒改善,還變得更糟。而2017年發文告暗示鍾萬學褻瀆《可蘭經》,令鍾萬學坐牢兩年的伊斯蘭宗教司馬魯夫,竟是佐科威在2019年大選中的競選夥伴

雖然如此妥協,在2019年印尼選舉中,佐科威陣營依然代表著穆斯林社會的溫和派。其對手普拉伯沃不只更積極煽動保守選民,普拉伯沃陣營也不斷發放虛假資訊,宣稱佐科威是共產黨員華人後代支持LGBT,但最嚴重的指控,是佐科威「對伊斯蘭教不夠虔誠」。在如此局面下,佐科威跟馬魯夫合作,有助於打消保守選民的疑慮。

何況佐科威從來就不是什麼政治清流。我2014年就寫過,佐科威極依賴印尼舊政治勢力支持,他當年是得到以為他好控制的黨魁兼前總統兼蘇卡諾長女梅加瓦蒂提拔,才有機會競選總統。佐科威2014年的競選夥伴尤素福.卡拉更是印尼舊政治的代表人物,甚至曾公開講「政府需要流氓幫忙做事」這種話。故佐科威上任時,大家都知道他只是傀儡,實權在垂簾聽政的梅加瓦蒂。

然而,佐科威不是省油的燈。通過一系列精密政治佈局,他迫使梅加瓦蒂退居二線。鞏固權力後,佐科威委任效忠於自己的總檢察長,對政治對手施展反腐調查,頒布替代法令解散被認為「有違團結精神」的民間組織,還在2019年大選中大肆動用國家機械為自己製造選舉優勢。難怪網民和媒體戲稱,印尼擺脫蘇哈托鐵腕治國的新秩序(Orde Baru)時代後,在佐科威領導下迎來了新新秩序(Neo-Orde Baru)時代。

此外,佐科威也做了許多深得民心的舉措,包括大力發展基礎建設,令印尼每年的經濟成長超過5%,加上作風親民,和在反毒與國際議題上擺出強硬姿態。這一切讓他維持不錯的支持率,也讓他再次能夠擊敗普拉伯沃。重視發展甚於一切、對司法程序和繁文縟節不耐煩、有專制傾向 ⋯⋯ 這些都證明佐科威不是很多人誤以為的民主派,他行為和理念上比較接近其他草根出身的亞洲領袖,例如馬哈迪。

說到馬哈迪,他是我國第一個草根出身的大馬首相,跟佐科威一樣,馬哈迪不只大肆發展基礎建設、對民主的限制相當厭煩,也是精明的投機者。有些人相信馬哈迪是個強勢領袖,講他一手摧毀了大馬,也有人迷信他有能力拯救國家。這都太看得起他老人家了!事實上他經常不得不順著民意走向,去招安他的批評者,例如這兩年馬哈迪與過去批評他的林吉祥等人走在一起,搖身一變成民主派,又或者八十年代時,為了回應馬來社會逐漸擁抱伊斯蘭保守主義、伊黨日益壯大,馬哈迪提拔了有魅力的激進伊斯蘭份子安華,並推動大馬伊斯蘭化,來分散伊黨的支持率。後來安華入獄,發生了很多事情,最後釀成509國陣倒台。玩味的是,如今馬哈迪和安華再次領導大馬政壇,而馬哈迪當年想利用安華擊敗的伊黨,竟然和他當年領導的巫統合作。打了幾十年的同一場戰爭,於是在新的戰場上繼續打到天荒地老。

下一屆全國大選還有很久,不知這幾年政治局勢會如何發展?但我預測屆時戰場一方會是安華保守但相對溫和的埃爾多安式伊斯蘭主義,另一方會是巫統伊黨混雜馬來民族主義的神權主義。然而我也必須指出,佐科威在2019年保住權力,不只因為他向保守派妥協,比較關鍵的是在他領導下印尼經濟持續成長,希盟政府如果要做超過一屆,就要拚好經濟。

印尼局勢不明朗,大馬恐怕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民調顯示四分之三的柔佛州馬來受訪者要求對穆斯林實施伊刑法,有57%要求對全體大馬人實施伊刑法,另外聖母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的蘇馬克托尤通過民調發現,大馬穆斯林比印尼穆斯林保守很多,甚至比伊朗孟加拉土耳其等國的穆斯林更加保守。在下一屆全國大選,當雙方陣營致力於討好主流社會,華社身為少數群體恐怕不會有任何好的選項。不過在保守與極端保守之間,我們最後還是會被迫靠邊站,當神在歷史上走過,我們只能身不由己。

慢新聞的必要

我身邊有些人把新聞當娛樂,新聞夠不夠客觀有沒有深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夠煽情。他們開心就好,但我覺得這有點自虐。新聞很精彩,但大多令人沮喪,不是說娛樂必須正能量,但至少我看驚悚片時,知道那是虛構啊。

我們活在史上最和平富裕的時代,不該如此焦慮和無力,然而一打開報紙,全是讓人憤怒的消息。問題在於進步是上不了報的累積過程,可怕或荒唐的事件則引人矚目。是的,世界每天發生讓人難過的新聞,媒體有義務讓我們知道,不該粉飾太平,但讀新聞有時未必有助於我們理解世界。某人中彩票,錢都捐給老人院!恐怖份子殺死五十人,手法極殘暴!某官員講了白目的話!隕石打中他的頭,頭盔救了他一命!這些膚淺、重複、片面、無意義的雜音,讓我們以為世界很荒謬,讓我們不知所措。尤其今天我們都通過臉書上朋友的分享得到新聞,不是由專業編輯篩選,於是我們就只見荒唐搞笑感人讓人憤怒的內容,心情也在各個極端之間搖擺。我們花時間讀這些內容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想,我們必須重新定義娛樂和新聞。誰說有深度的報道不能讓我們喜悅?好的調查報導更像小說,它們耐心地帶我們深入理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看見世界不為人知的一角,理解事件中各個角色的心境和動機,藉此引發深思。如《紐約客》對昂山舒吉的報道,讓我們看見這位典型亞洲領袖如何成為了一場美麗誤會,如《大西洋月刊》和《紐約時報對IS恐怖組織深入調查,讓我們看到受過教育的人如何擁抱激進思想。

這不也很精彩嗎?這類慢工出細活的新聞也比速食新聞更有社會影響力,如1972年《華盛頓郵報》調查水門事件數個月後,震撼了美國政壇,尼克森總統被迫下台,《華郵》也成了美國最有公信力的報紙之一。2013年《華郵》和《衛報》則揭發美國國安局對美國公民和外國首腦的監控,還有《南方周末》等數家報章,在中國媒體享有相對自由的年代,曾多次通過調查性報道推動社會變革 ⋯⋯ 我國有多少媒體肯投資於調查性報導?也許不少本地媒體到仍在癡等臉書浪潮退去,不覺得有更上一層樓的必要。報業人該參考參考1960年至1980年美國報業黃金時代的形成背景:電視機變得普遍。哈佛歷史教授萊波爾(Jill Lepore)說,當人們想知道新聞只需要扭開電視,報章不得不提升素質,給讀者更有深度的內容。有了壓力,報業自然快馬加鞭,今天來到社媒年代,報業更須加倍努力,這樣才可以迎來更美好的明天。

很遺憾,許多媒體人仍然過時地迷信搶先報道的必要。幾年前我在一場宴會上聽到有人說,在網絡時代,報業必須跟臉書比快。我一直認為這是錯誤的策略。在臉書年代,獨家已死。你搶先報道了,在新聞前放了「獨家」兩字,然後?其他媒體和臉書專頁只需引述一下稍加修改點評,就做成了自己的新聞,當大家都分享同樣並流於表面的內容,誰注意和在乎誰先報道?但他們無法將你有深度的調查性報導佔為己有。又或者驚天動地的報道如水門案,誰都搶不走《華郵》和《紐時》的光芒。傳統媒體資本充沛,能資助網絡媒體做不到的深入調查,能供養專業記者花時間整理精確有深度的新聞,為什麼不好好利用呢?

當大家滑滑手機就知天下事,傳統媒體一定要脫穎而出,而不是盲目衝進不利己的戰場。好的報道需要時間,可憐的記者不可能在區區一天或幾天之內趕出來。2011年,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教授勞佛(Peter Laufer)開始提倡慢新聞運動,認為當新聞進入速食時代,媒體必須放慢步伐,給大眾更健康有營養的新聞,讓讀者和記者都有充分時間思考。如今市面上已有多家以慢新聞為宗旨的媒體,如2011年出版於英國的《延遲滿足》季刊雜誌,在美國,首家獲得普立茲獎的網上傳媒 ProPublica 也被認為貫徹了慢新聞精神。我不是生意人,不知這對本地媒體而言是否可行,但我確信報業的出路不會是跟人家的臉書頁面比爛

1999年《南方週末》在社論中寫道,調查性報導應該「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這是我對大馬媒體的願景。我認識很多年輕媒體人,看見他們仍然有熱忱,有意願做對讀者有利的事情。但讀者也必須進步。當我們知道自己要什麼,當我們選擇獎勵對我們有益的高素質內容,無視低俗煽情的內容,媒體的素質自然會跟我們一起提升。

荒謬的世界

世界無比荒謬。人人都能當美國總統,恐怖組織自立為國,政壇發生各種不可思議的結盟,什麼荒唐的事情都有可能。

既然這些事情這麼荒謬,我們就不可能明白它們。於是我們拒絕正視問題,放棄理解經過,情況也不會解決。但再荒謬的事情,背後都有一連串因果和邏輯。所謂荒謬不可理喻,往往是因為我們缺乏相關知識或不夠用心了解,使我們把事情想得太簡單,看不見當中各種因果。於是當事情違背了我們的想像,我們就認為它荒誕無比!

聰明的讀者,你肯定聽過意外效應法則。世界太複雜,任何舉措都會造成反效果。萬事都涉及錯綜複雜百萬種因素,很少有單純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的邏輯讓我們以為,只要有決心,只要手段強硬,一切都可以簡單解決,於是當問題沒解決,我們只會加大力度加強決心,重複做同樣事情,繼續期待會有不同結果,失敗了就怪他人不配合。當專家建議跟我們的直覺有衝突,我們就懷疑專家耍太極,但真相是:就算是表面上很簡單的事情也往往比我們想像中複雜。

例如沖水馬桶。看起來很簡單,但你真的懂它怎麼操作嗎?

斯蒂文·斯洛曼與菲利普·費恩巴赫在《知識的錯覺》一書中敘述了耶魯大學一項實驗:研究者讓受訪對象根據自己對馬桶、打火機等日常用品的理解程度評分。毫不意外,大家都自信滿滿給自己打較高分數。接下來,受訪者被要求詳細解釋這些物件的運行方式,並再次給自己的理解程度打分,很顯然,實驗暴露了受訪者的無知,他們這次都給自己打了比之前低的分數。斯洛曼與費恩巴赫把這現象稱為理解深度錯覺,他們寫道,一旦我們被要求對某件表面上看似簡單的事情給出解釋,往往就支支吾吾,發現原來自己懂得不如想像中多。

我不得不說,就連專業評論員也容易陷入這種錯覺。如有仁兄曾長篇大論批評廢除死刑,他的理由是供養罪犯需要花很多錢,假設這位專業評論員在下筆前被人問到,能不能具體解釋,把囚犯丟進監獄裡養怎樣比處死他花更多錢?也許他就會發現,他根本就不理解這個課題,複雜的真相違背了他過於簡單的想像。他會因此找到更切實的理據來說服眾人,而不是假設自己想像正確。說真的,我也常常功課做得不夠,身為面向公眾寫作的人,我希望我們都能謹慎一些多讀一些,那樣才能有更好的作品。

在如此複雜的世界,媒體人如果真心要傳達資訊啟迪民智,就應該深入簡出地幫讀者理解新聞。但為了吸引讀者,我們強調事情有多荒謬,煽動讀者情緒,而不是深入分析事情來龍去脈。媒體也偏愛報道離奇新聞,所謂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當我們對世界的印象來自煽情報道,讀者自然覺得,世界越來越奇怪,每天都有人咬狗!

就算是人咬狗,或是有人砍死了五十條狗,他動機也是有跡可循,不是荒謬可以解釋。奧姆真理教信徒發動沙林毒氣事件後,村上春樹訪問了多位信徒,寫下《約束的場所》,他發現奧姆真理教徒與一般人無異,較多是普通上班族、家庭主婦,而釋放沙林毒氣的信徒包括受高等教育、理應不容易被邪教蠱惑的專業人士。我又想起大西洋月刊在《ISIS到底要什麼?》一文中寫道,ISIS有一套完整和頗有說服力的政治藍圖,絕非只想殺人的變態。作者伍德訪問ISIS支持者後感慨道:

如果他們只是口沫橫飛的瘋子,我可以斷言他們將自我毀滅 ⋯⋯ 但這些人言論精闢,使我彷彿置身於高水平學術交流。我甚至有些享受與他們相處,這讓我不寒而慄。

從希特勒私人秘書飛機師等人的自傳可以看見,希特勒私下非常懂得關照他人,很和藹可親,電影《帝國的毀滅》就描繪了希特勒平易近人的一面。他的惡行在當時可是得到大多德國人民支持。如果我們在現實中認識他,我們說不定會覺得他是好人,直到他犯下不可寬恕的罪行,如果那時我們是譴責不是喝采。當我看見溫文爾雅的人大贊杜特爾特有種,無視杜特爾特以反毒為名濫殺無辜,當我看到不少自詡開明的華人說紐西蘭白人恐怖份子的行為是對伊斯蘭恐怖主義「遲早」的「反擊」,當我看見虔誠的穆斯林朋友為汶萊蘇丹宣布同性戀者可被處死的行為背書,我很心寒。相比之下,希特勒的惡真是那麼變態和不可理喻嗎?

也許魔鬼本質上跟我們沒什麼不同,只是陷入了思考盲點,有了扭曲的正義感。充滿正義感的我們,以為宇宙也在乎公義,以為它會按照我們要的方法走,以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宇宙本無情,好人死得不明不白,壞人作威作福。當然,公平正義還是存在於我們心中。但誰的公平才公平?誰的正義才是公義?我們總期待一切會照著我們個人或群體的價值觀前進,忽略了這個社會有各式各樣的價值觀和主張。當世界不聽我們使喚,我們大呼:世界越來越荒謬了!於是我們渴望一個強硬領袖站出來,消滅荒謬的一切,讓世界恢復非黑即白的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