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根除恐袭吗?

英国演唱会恐怖袭击后,《纽约时报》在推特分享了一名读者的留言。读者说:

「唯一理智的回应是向死者致敬,然后继续过日子。恐怖袭击无法根除,只能减少。减少恐袭需要勇气和理智。既没有勇气也没有理智的人,最好是安静点,以免让情况更糟。」

几乎所有网民看了这名读者的评论都很生气。他们觉得,这种心态等于向恐怖份子妥协。我也觉得这则留言不敏感,不过,我懂他出发点。留言者没好好解释他为什么会这么说,特别是「恐袭无法根除,只能减少」这段。这让听者误会,以为不把恐袭当一回事。

但他说的没错。恐袭无法根除,只能减少。

我们做得再多都好,都无法完全阻止恐袭。这不是因为没努力。各国政府平时都做各种预防措施,包括在机场落实严格的安全检查,或和其他国家交换情报,逮捕可疑人物,遏止极端思想通过网络蔓延。情报单位常挫败恐袭的阴谋。为了避免公众惊慌,通常低调处理。

我们迷信投入多少资源就能换来多少安全,但现实不那么简单。政府如果积极反恐,可以挫败轰炸国会的阴谋,因为国会是明显的目标。飞机也是明显目标,所以我们近年还有听说有人成功骑劫飞机吗?但反恐单位只能保护明显的目标,只可以挫败规模大的阴谋。

假设一个人很纯粹是在新闻节目上看到IS的恐袭,然后受到启发。他没跟任何人讨论计画,自己在家做了简陋的土制炸弹。然后走到菜市场,炸死自己跟几个小贩。当局要怎样预防这情况?

就算以后警察检查每一个到全国任何菜市场买菜的人好了,进出巴刹要搜身。如果下个独狼式恐怖份子决定炸茶餐室呢?马拉松大赛?茨厂街?刘蝶广场?如果袭击者不用炸弹,而是用菜刀?病毒?这不只不是投入资源就可以预防的,如果真要反恐至上,我们不会有正常日子过。

如美国东北大学国家安全专家弗林(Stephen Flynn)讲的,很少有政治人物敢说「恐怖攻击很难预防」这种真心话,因为他们不想被视作懦弱。弗林告诉《大西洋月刊》,政治人物总是过于夸大消灭恐怖攻击的期待,而当恐袭真的发生了,人们就会对政府信心动摇,然后政府就会更大动作地防恐、对人民开出更多做不到的承诺,如此恶性循环。

每一分投入反恐的资金可以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例如用在建华小医院MRT,或去预防比恐袭常见百倍的犯罪,如杀人打劫强奸人口贩卖大耳窿。这些犯罪每天都发生,恐袭相对罕见。如果专心反恐而不是打击更平庸的犯罪,或去做一个政府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严重不分轻重了。

近年IS等恐怖组织都善用媒体,来向潜在支持者宣传理想。他们不需要杀死很多人,只需要在录像机前杀死一些人,讲一些很浮夸的话,视觉效果越震撼越好。当晚全球的报纸和电视都会大肆报道这件事,大大帮助了恐怖份子引起众人恐慌的目的。而且媒体也让那些潜在的恐怖份子看到IS是多么风光,杀几个人就可以上报纸头版,宣传理念。所谓独狼式恐怖份子,很多就是看了电视后有样学样的人。

恐怖份子之所以发动恐袭,而不是带着千军万马来攻打我们,恰恰说明了他们势力薄弱,在庞大的国家机构面前伤害力不大。但他们要让活着的人害怕,让群体互相指责,让人民对政府保护自己的能力和意愿失去信心。为什么我们总是让他们成功呢?

说真的,我们之所以特别注意到恐袭,恰恰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时代,让暴力因为罕见而引人注目,不是吗?在一个暴力比较常见的社会,人们不担心恐袭,而是猖獗的普通犯罪,和永无止境的战争。

《大西洋月刊》最近有文章说,俄罗斯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对恐袭反应过敏,因为他们习惯了来自车臣分离份子的恐袭。俄罗斯有在叙利亚反恐,以凸显俄罗斯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但俄政府对国内恐袭一般平淡处理。对俄罗斯人来说,恐袭像交通意外那样不值一提。

另外,反恐和保护公民自由这两个目标总是互相抵触。一个民族往往为了预防那发生率一点也不高、根本不可能彻底预防的的恐袭,而选择永久牺牲掉各种各样的自由。例如批评政府的自由,例如集合的自由,例如在WhatsApp里面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自由,例如把烂政府拉下台的自由。

值得吗?我们被车撞死或者被劫匪刺死的机率,远远高过给恐怖份子炸死的机率。牺牲掉那一堆自由没有让我们安全多少,还让掌权者得到近乎无限的权力,让他们可以继续把我们的日子弄得很惨。

死于恐袭的人远远少过给车撞死、在冲凉房摔死或者心脏病爆发而死的人。就算恐袭无法根除,我们都还是很安全很幸运。我随便出个门就有给车撞死的风险,或者给人抢劫,在家则可能给衣橱压死。恐袭也不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虽然机率渺茫。但我生活在十分和平的环境,至少相对而言是那样。

的确,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预防恐袭。但是身为人民,我们能确保恐怖份子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恐怖份子的实力最多就只够他们展开恐袭,他们无法占领我们的国家,不应该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除了谴责他们的行为,我们能做的就是纪念受害者和继续过日子,确保恐怖份子死得一点都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