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的世界

世界無比荒謬。人人都能當美國總統,恐怖組織自立為國,政壇發生各種不可思議的結盟,什麼荒唐的事情都有可能。

既然這些事情這麼荒謬,我們就不可能明白它們。於是我們拒絕正視問題,放棄理解經過,情況也不會解決。但再荒謬的事情,背後都有一連串因果和邏輯。所謂荒謬不可理喻,往往是因為我們缺乏相關知識或不夠用心了解,使我們把事情想得太簡單,看不見當中各種因果。於是當事情違背了我們的想像,我們就認為它荒誕無比!

聰明的讀者,你肯定聽過意外效應法則。世界太複雜,任何舉措都會造成反效果。萬事都涉及錯綜複雜百萬種因素,很少有單純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的邏輯讓我們以為,只要有決心,只要手段強硬,一切都可以簡單解決,於是當問題沒解決,我們只會加大力度加強決心,重複做同樣事情,繼續期待會有不同結果,失敗了就怪他人不配合。當專家建議跟我們的直覺有衝突,我們就懷疑專家耍太極,但真相是:就算是表面上很簡單的事情也往往比我們想像中複雜。

例如沖水馬桶。看起來很簡單,但你真的懂它怎麼操作嗎?

斯蒂文·斯洛曼與菲利普·費恩巴赫在《知識的錯覺》一書中敘述了耶魯大學一項實驗:研究者讓受訪對象根據自己對馬桶、打火機等日常用品的理解程度評分。毫不意外,大家都自信滿滿給自己打較高分數。接下來,受訪者被要求詳細解釋這些物件的運行方式,並再次給自己的理解程度打分,很顯然,實驗暴露了受訪者的無知,他們這次都給自己打了比之前低的分數。斯洛曼與費恩巴赫把這現象稱為理解深度錯覺,他們寫道,一旦我們被要求對某件表面上看似簡單的事情給出解釋,往往就支支吾吾,發現原來自己懂得不如想像中多。

我不得不說,就連專業評論員也容易陷入這種錯覺。如有仁兄曾長篇大論批評廢除死刑,他的理由是供養罪犯需要花很多錢,假設這位專業評論員在下筆前被人問到,能不能具體解釋,把囚犯丟進監獄裡養怎樣比處死他花更多錢?也許他就會發現,他根本就不理解這個課題,複雜的真相違背了他過於簡單的想像。他會因此找到更切實的理據來說服眾人,而不是假設自己想像正確。說真的,我也常常功課做得不夠,身為面向公眾寫作的人,我希望我們都能謹慎一些多讀一些,那樣才能有更好的作品。

在如此複雜的世界,媒體人如果真心要傳達資訊啟迪民智,就應該深入簡出地幫讀者理解新聞。但為了吸引讀者,我們強調事情有多荒謬,煽動讀者情緒,而不是深入分析事情來龍去脈。媒體也偏愛報道離奇新聞,所謂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當我們對世界的印象來自煽情報道,讀者自然覺得,世界越來越奇怪,每天都有人咬狗!

就算是人咬狗,或是有人砍死了五十條狗,他動機也是有跡可循,不是荒謬可以解釋。奧姆真理教信徒發動沙林毒氣事件後,村上春樹訪問了多位信徒,寫下《約束的場所》,他發現奧姆真理教徒與一般人無異,較多是普通上班族、家庭主婦,而釋放沙林毒氣的信徒包括受高等教育、理應不容易被邪教蠱惑的專業人士。我又想起大西洋月刊在《ISIS到底要什麼?》一文中寫道,ISIS有一套完整和頗有說服力的政治藍圖,絕非只想殺人的變態。作者伍德訪問ISIS支持者後感慨道:

如果他們只是口沫橫飛的瘋子,我可以斷言他們將自我毀滅 ⋯⋯ 但這些人言論精闢,使我彷彿置身於高水平學術交流。我甚至有些享受與他們相處,這讓我不寒而慄。

從希特勒私人秘書飛機師等人的自傳可以看見,希特勒私下非常懂得關照他人,很和藹可親,電影《帝國的毀滅》就描繪了希特勒平易近人的一面。他的惡行在當時可是得到大多德國人民支持。如果我們在現實中認識他,我們說不定會覺得他是好人,直到他犯下不可寬恕的罪行,如果那時我們是譴責不是喝采。當我看見溫文爾雅的人大贊杜特爾特有種,無視杜特爾特以反毒為名濫殺無辜,當我看到不少自詡開明的華人說紐西蘭白人恐怖份子的行為是對伊斯蘭恐怖主義「遲早」的「反擊」,當我看見虔誠的穆斯林朋友為汶萊蘇丹宣布同性戀者可被處死的行為背書,我很心寒。相比之下,希特勒的惡真是那麼變態和不可理喻嗎?

也許魔鬼本質上跟我們沒什麼不同,只是陷入了思考盲點,有了扭曲的正義感。充滿正義感的我們,以為宇宙也在乎公義,以為它會按照我們要的方法走,以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宇宙本無情,好人死得不明不白,壞人作威作福。當然,公平正義還是存在於我們心中。但誰的公平才公平?誰的正義才是公義?我們總期待一切會照著我們個人或群體的價值觀前進,忽略了這個社會有各式各樣的價值觀和主張。當世界不聽我們使喚,我們大呼:世界越來越荒謬了!於是我們渴望一個強硬領袖站出來,消滅荒謬的一切,讓世界恢復非黑即白的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