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機革命、中國與世界

2007年1月9日,也就是十年前,賈伯斯公布了第一代iPhone。不管你心中理想的智能手機是什麼牌子,2007年1月標示著一個時代的開端——智能手機崛起,資訊時代正式走向平民。

你可能想:智能手機出現之前,我們也可以上網看資訊啊。哪裡不同?

為了明白這問題的答案,我們看看中國。

中國人對智能手機的使用程度可說領先世界。有些城市的居民甚至不需要車子,他們出門都用滴滴出行等手機app叫車,買東西用淘寶網購,吃飯結帳是直接用微信掃旁邊的二維碼,不用碰錢包。在中國,幾乎什麼東西都可以用智能手機做。

好玩的是,「先進」的歐美國家在這方面明顯比較保守。如果一個美國人到中國,看見中國人用微信叫外賣,他會驚嘆「這就是未來」。《經濟學人》引述經常來回中國和歐美的人說,從萬事都可以用微信搞定的中國回到歐美「就好像回到古代」。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歐美消費者很久以前就學會用電腦,「不夠複雜強大」的智能手機對他們來說只是玩具。他們習慣了舊科技,很少去發掘新科技的潛力。

相比下,很多中國人以前買不起電腦。現在智能手機便宜,他們第一架電腦(往往也是唯一的電腦)就是智能手機,自然會用它做更多。很多中國人也一直買不起車,所以優步在歐美國家只是一種便利,叫車服務在中國卻是日常必需品。因為沒有舊科技的包袱,中國人對新科技的接受程度遠遠超越西方。

這就是所謂後發優勢。但我要用上述例子凸顯的是,智能手機之所以意義重大,因為它讓很多人首次接觸資訊時代。

2015年,全球智能手機銷量是3.573億架,電腦銷量只有7570萬架。多年來,只有買得起電腦的城市人能上網。智能手機變得普遍後,多數人(特別是社會底層和鄉下人)才可以上網看新聞、滑臉書和思考政治問題。

這本應是好事。可是,我們歡迎科技帶來的便利,卻無視它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科技在和全球化聯手,奪走很多人的工作機會。

今天很多崗位都能被科技取代。例如工廠用機器人組裝車子、網頁和app減少了面對面服務的需要,如德士司機面對優步等叫車服務的競爭。

確實,科技為專業人士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今天一個大學生可以通過臉書近乎零成本地創業。但對一個沒錢讀大學的人來說,科技簡直是災難:他的勞力不再像以前那麼值錢。

有錢人讀得起大學,窮人卻連工廠工都沒得做。知識取代勞力,成為資訊時代最有用的資本,而這讓社會階層之間的分裂越來越大。

科技一方面讓很多人失業,另一方面又為這些人提供了非主流的資訊來源。當這些人可以獲得更多資訊,他們就更不信任體制。於是,民粹主義成了全球新走向。菲律賓有杜特爾,英國選擇脫歐,美國選出了特朗普。

關於特朗普怎樣利用社交媒體跨過黨元老的意願,直接面向一群不信任主流媒體、反菁英的民眾爭取支持率,我之前寫過,今次就略過了。美國是民主國家,受得起民粹政治洗禮,甚至可能從中學到更多。在世界另一端,一場更巨大、更可能影響我們的改變卻正在醞釀。

我上面提到,智能手機成了中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眾所周知,中國人再先進都好,大部分人還是上不到臉書、推特和谷歌這些大家在用的網站,也讀不到很多外國媒體的網站。他們只可以用微信、微博和百度,只可以看官方新聞。中國對科技的控制,在全球似乎只有朝鮮可以媲美。

畢竟,科技對中國政權穩定的威脅比對美國的大得多。相對美國,較多中國人依賴不需要專業技術的製造業,因此在科技發展前也更多人失業。

另一方面,互聯網讓很多高官和暴發戶的奢華生活呈現在成千上萬網民前,讓人民越來越不滿改革開放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難怪近年來中國「新毛派」意識形態正在崛起,新毛派渴望毛澤東時的平等,仇恨富人。習近年強調「反浪費、反形式主義」,說白了是為了響應網路世代對改革開放的疑慮。

和美國不同,中國是專制國家,雖然政府可以打壓新毛派等民粹力量,但一旦共產黨控制不住科技發展,讓人民獲得資訊、失去對菁英體制的信任,那會是可怕、可能類似文革的結果。從這角度想,雖然我理念上不認同中國政府控制互聯網、阻止人民獲得不利與政權的資訊, 但明白他們為什麼這麼做。相比歐美國家,信息自由在中國可能帶來的代價實在太大。

中國短期內不會有特朗普,但它已有薄熙來。薄熙來事件讓習近平倒抽了一口涼氣,我相信他看到:中國對民粹沒有免疫力。因此習近年比前任更用力管制互聯網和國內輿論。

但科技發展不可預測。中國人已是一人一機,這條路沒得回頭,政府管不了人民的思想多久。如果反菁英情緒席捲中國,沒有一個國家將不受影響,包括大馬。而且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在大馬等國家也在上演,只是規模較小。

這是iPhone發布十年後世界正在面對的挑戰。在這一切當前,我們講到科技卻無非是手機有什麼新功能,或是「現在的孩子整體沈迷於虛擬世界」。我們是時候認清情況:「虛擬」世界正在徹底顛覆我們所處那個真實世界,不管你有沒有「沈迷於」它,都一樣無法倖免於巨變。